王教授以“國學大師現象”再度叫板鄧鐵濤
國學研究之“憾”
作者:王教授
“國學大師”為什么否定中醫(yī)？因為大師們深諳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文、史、哲社會觀”無法替代得了決定人類生、老、病、死的“科學生物觀”。治國與治病，完全是兩碼子事。所謂“陰陽失衡”，“五行乘侮”，“運氣演繹”；“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醫(yī)相無二”，“國身治同”，“良相良醫(yī)”；還有那“望而知之”和“違疾忌醫(yī)”的故事只不過是轉彎抹角的一種比喻、一種猜想、一份期盼、一份籍慰、一番規(guī)勸、一番警示。其指向不明，難以企及！
“國學”又可稱為“國故”、“國粹”�！皣鴮W”一說，產生于西學東漸，我國文化轉型的晚清時期。關于國學的定義，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尚未給出一個統(tǒng)一明確的界定。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則認為，“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也有人認為，能融中華文化于一爐的國學是一門經世致用的大學問。舊版《辭源》上說：國學，一國所固有之學術也。但是，實際上，它既與過去有密切聯系，又與現在甚至將來有密切聯系。
有代表性的意見是，相對于新學是指古學、舊學，相對于西學是指漢學、中學，引申而言，即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學術。它是以先秦經典及諸子百家之學為根基，涵蓋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隨唐fo學、宋明理學和同時期的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并歷代史學等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中華文化、學術體系。
以學科分，可分為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以思想分，可分為先秦諸子、儒道釋三家等，以儒家貫穿并主導中國思想史，其它列從屬地位；以《四庫全書》分，可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以經部、子部為重，尤傾向于經部；以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國學講演錄》所分，可分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和文學。
一般而言，國學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與學術，當然也包括了中國的戲劇、書畫、醫(yī)學、烹飪、武術等等，這些都應屬于國學范疇，但也可以說是國學的外延，而國畫、國戲、國醫(yī)，有人稱之為“中國的三大國粹”，其具有極其鮮明的民族風格，顯示了中華民族獨特的藝術淵源和技藝發(fā)展軌跡。
但關于“中醫(yī)”是否屬于“國粹”，周作人先生早在1929年就曾說道：中醫(yī)不是國粹。國粹，國之精粹也。可以稱為國粹的東西，必為一國之特長。如果別國也長于此道，那這東西就算不上國粹了。
近年來，學界與民間又掀起了一股“新國學熱”，有好事者將“國學”分為“人文國學”與“自然國學”，希冀從“自然國學”中尋覓出“中國傳統(tǒng)科學”和“東方科學”來。為“國醫(yī)”尋求“科學”之理由和根據。“中醫(yī)”業(yè)界更是鼓噪一時。
其實，在“全球化”的當下，眾多的人甚至認為“國學”兩個字是不通的，世界上只有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及其各自的傳統(tǒng)。根本就沒有一個“國學”，時至今日，學問都是世界性的，是普適的，不分國家的了！
國學研究，是我國近代史上學界的一件大事。兩次
鴉片戰(zhàn)爭，使古老的中華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個優(yōu)于自已的外來文明的挑戰(zhàn)，舊學在近代文明面前一敗涂地，使國人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知道了自己并非“唯我獨尊”、“天朝上國”，人家卻是什么““化外之民”、“蠻夷小邦”、“奇技yin巧”。國人中一些有識之士將西方近代思想引入中國，用西方近代思想，反觀國情，重新整理國故，呼吁再造中華文明。學界興起“整理國故”的熱潮，同時又提出學習西方，“師夷長技以制夷” 〔見魏源：《海國圖志》序〕。二者雖看似不甚協(xié)調，實則是深刻理性，都是國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與正視。
因而涌現出象俞樾、章太炎、吳汝綸、鄭觀應、王國維、康有為、嚴復、梁啟超、劉師培、蔡元培、胡適、陳寅恪、趙元仼、魯迅、熊十力、翦伯贊、馬一浮、牟宗三、黃侃、郭沫若、陳垣、夏承燾、錢仲書、錢穆、范文瀾、唐君毅、張岱年、馮友蘭、梁漱溟、顧頡剛、蒙文通、傅斯年、辜鴻銘、張舜徵、白壽彝、柳怡徴、陳中凡、胡小石、汪辟疆、吳梅、吳宓、湯用彤、季羨林、任繼愈、饒宗頤等等一大批博古通今，學貫中西，德才學識兼?zhèn)�，非但于本門學科為不世出的專家，并以卓越見識，方法新穎，引指未來，而為眾多學者所景仰的大師級的人物。
可見，國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是
象牙塔上的“精英之學”！筆者決不是拿名人、名家來說事唬人，而是離開了這些大師及其學術見識，則國學將不能成為國學！
仔細研究這批國學大師的學術觀點，不難發(fā)見，他們只認可華夏民族在文、史、哲等人文學科方面的偉大成就，而且認為三者之間是相互通融的，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這是我們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當然需要學習、傳承和發(fā)揚光大。
但是，哲學思辨的思想方法、思維方式，主要是從哲學的角度來影響科學發(fā)展，想靠哲學直接演繹出科學的企圖往往是要失敗的。黒格爾的“自然哲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的“自然國學”家們也不會例外。因為從現象和規(guī)律上升為哲學思維是一種認識上的飛躍，在這中間要舍棄掉許許多多非本質和本質的東西，此外還要作進一步的抽象，但是從哲學出發(fā)，想逆向演繹出符合現實的東西一般是不會成功的。想從古代哲學，演繹出當時所謂的科學乃至現代科學來就更不可能了。
在國學研究中，還有三件令國人不能忘懷之事：一是這些國學大師絕大多數人認為華夏古文明中并無“科學”可言，充其量只是些技藝層面的東西；二是他們對以“陰陽五行”為核心的“國醫(yī)理論”多不予認同，而且力主廢除；三是他們所研究的范圍和內容很少涉及“國醫(yī)”的事，認真去研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只稍看看，就知道是什么，勿需花費更多的精力也不值得去認真研究和探討。
大師們深諳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文、史、哲社會觀”無法替代得了決定人類生、老、病、死的“科學生物觀”。治國與治病，完全是兩碼子事。所謂“陰陽失衡”，“五行乘侮”，“運氣演繹”；“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醫(yī)相無二”，“國身治同”，“良相良醫(yī)”；還有那“望而知之”和“違疾怠醫(yī)”的故事只不過是轉彎抹角的一種比喻、一種猜想、一份期盼、一份籍慰、一番規(guī)勸、一番警示。其指向不明，難以企及！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這些國學大師之中，不乏熟悉精通“國粹”的里手行家，象京劇票友、丹青高手、書法名家乃至中餐之美食家等等，唯獨不信的就是那“國醫(yī)”。
可見這“國醫(yī)”的事，在當時鼎鼎有名的“國學大師”心目中競然如此沒有市場，實在令當下的“自然國學”家和“國醫(yī)”們及其粉絲感到震驚，讓人感到沮喪、失望和無奈！不得不說這是國學研究中的一件“憾”事！
為此，筆者從有關書籍及資料上搜索到大師們的片言碎語，羅列如下，以正視聽。
在古代中國有無科學的問題上，絕大多數“國學大師”認為古代中國沒有“科學”，因而有人主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提出了“科學救國論”！
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等人先后著書立說論述近代中國科學不發(fā)達的原因，自然說的是中國沒有科學。他在《中國近三百學術史》一文中說，科舉制乃是“科學不興旺發(fā)達的一大原因”，梁先生還斷定“外學”輸入中國之后，“必使吾國學別潻活氣”，“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國”。
蔡元培先生也說中國要發(fā)展必須“事事以科學為基礎，生活改良，社會的改造，甚而至于藝術的創(chuàng)作，無不隨科學的進步而進步。故吾國而不言新文化就罷了，果要發(fā)展新文化，尤不可不于科學的發(fā)展，特別注意啊!”〔《35年來之中新文化》，1931〕可見當時並無科學可言，尚需發(fā)展之中。
胡適先生在其生前未曾公開發(fā)表的一篇殘稿中寫道： “今日的最大病根在于一點，就是哲學趕不上科學的進步�？茖W家在二百年中，已把許多關于世界萬物和人類的問題逐漸解答了。但一班哲學家還在那里談玄說妙，尋他們所謂‘最后之因’，尋他們所謂‘絕對的’，尋他們所謂‘命根’”。
陳獨秀先生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一文中說：“我們中人國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有科學的權威；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要受科學的先禮；向來不認識西洋除自然科學外沒有別種應該輸入我們東洋的文化；向來不認識中國的學問有應受科學洗禮的必要。我們要改去從前的錯誤，不但應該提倡自然科學，并且研究、說明一切學問〔國故也包含在內〕都應該嚴守科學方法，才免得昏天黑
地烏煙瘴氣的妄想、胡說。”〔《新青年》第七卷第五號，1920〕
馮有蘭先生在美國讀書時就用英文發(fā)表了《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史及其后果的一種解釋》一文。他在文中說道：“我將冒昧地得出結論：中國向來沒有科學，因為據其自身之價值標準，她無需任何科學……中國的哲學家們不需要科學的肯定性，因為他們想要了解的是他們自己；因此，他們同樣不需要科學的力量，因為他們想要征服的是他們自己。對他們來說，智慧的內容并非知識，其作用并非增加身外之物”。
梁漱溟先生在其著名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中，就拿中醫(yī)作例子分析了中國“有玄學而無科學”，沒有走上科學道路的原因。
牟宗三先生則認為“中國人并非沒有科學上的智慧，只是以往沒有向科學的路上走”。
可以說絕大多數“國學大師”認為古代中國沒有科學，只有極少數人認為中國古代有科學。
例如熊十力先生認為：“天算、音律與藥物諸學，皆遠在五帝之世，指南針自周分，必物理知識已有相當基礎，而后有重大發(fā)明，而未可視為偶然也”。但他同時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哲人于萬象而見為渾全，所以有天地萬物一體的境界，而無以物累心之患，無向外追求之苦。但亦有所短者，以不重析物故，不易發(fā)展科學”。〔轉引自郝
海燕：《儒家文化與中國科學》，自然辨證法研究2004（11)p69〕
又如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古代雖無科學之名但有科學之實，“有巢氏構木為巢，燧人氏鉆木取火，建筑烹飪長期發(fā)展，亦人文，亦藝術，但不得謂之非科學。自房屋建筑，造而有園亭，有山林名勝，有河渠橋梁，深發(fā)自然風情之結構，遍中國精美絕倫者到處有之，謂非有一種科學精神貫徹其中，又無事臻此”〔見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北京三聯書店2001p44〕。錢先生所說的這些，有人認為，倘若用現在的觀點來看，也只能算是經驗技術或技藝層面的東西。
翁文灝先生曾就此大為感慨地說中國真正的科學并沒發(fā)生，只是做機器造槍炮之實用技術而已：“試想中國自咸同以來，即重洋務，即講西學，也就是現在所謂科學，設局印書，出洋留學，提倡甚是出力，但所謂西學者，僅視為做機器造槍炮之學，惟其只知實用不知科學真義，故其結果，不但真正科學并未學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機器造槍炮之實用亦并未真正學好。而且只知讀他人之書，不知自己研究，結果譯書雖多，真正科學并未發(fā)生�！薄病犊茖W》第10卷第1期，P1-2， 1925〕
在眾多國學大師看來，“陰陽學說”作為哲學理論尚可，至于“陰陽五行”之說，尤其是“五行學說”，其用之于醫(yī)學等等學科乃至作為認識世界的基本方式方法則多不予認可。
梁啟超先生在其《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一文開篇就說：“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直至今日在社會上猶有莫大勢力。今當辭而辟之，故考其來歷如次”。 然后仔細談到“陽陽二字語意之變遷”，“五行二字語意之變遷”以及“陰陽家之成立及陰陽五行說之傳播”等等。并嘆曰：“此種詭異之組織，遂二千年蟠據全國人民之心理，且支配全國人之行事。嘻！吾輩死生關系之醫(yī)藥，皆此種觀念之產物……他更何論也”。
顧頡剛先生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中，從“五行的起源”談起，到“王莽的受禪及其改制”，共談了二十四個問題。詳細論述了“騶衍的五德終始說”的產生原因，“（一)騶衍因為當時一班王公大人yin侈而不尚德，以致不能施及黎庶，故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不經之說，使得他們聽了懼而修德；（二)他的歷史學說有兩種：其一，從黃帝推上去推到天地未生；其二，從天地剖判以來到當世，用了五德轉移之說，說明各代的符應及其為治之宜”。他說，騶衍是用“五德相勝”、“五德相生”以說明帝王的更替，改朝換代。騶衍認為“新朝之起必因前朝之德衰，新朝所據之德必為前朝不勝之德”。因而“五德轉移，符應若茲”，“五行相次轉移用事，隨方面為服”。他說讀此可知“五德，為得到五行中的某行而成天子者的所據之德，五行以次循環(huán)，以次用事，終而復始，得到五行的天子也跟著它循環(huán)，跟著它用事，終而復始，甚至，哪一行用事，那時的人所穿的衣服也當跟著這一行的的顏色而改變”。所以顧先生說：“這個學說的意義最簡單，最能吸收智識簿弱的人的信仰，所以它的勢力便一日千里了”。以至后來這“五行學說”用到了人命攸關的中醫(yī)理論上，不但用以說明五臟六腑的“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生理、病理關系，甚至連衣著服飾的五顏六色也能治病了！
梁漱溟先生從未出國留學過，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情有獨鐘，人稱之為“最后的儒家”。下面這段文字，是其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中所說，也許大家很難想象竟是出自積極倡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大儒梁先生之手筆：“中國人雖然于醫(yī)藥上很用過一番心，講醫(yī)藥的書比講別的書都多。而其間可認為確實知識的依舊很少很少。用心用差了路，即是方法不對�！袊藷o論講什么總喜歡拿陰陽消長五行生克去說。……拿金、木、水、火、土來與五臟相配屬，……譬如這個人面色白潤就說他肺經沒病，因為肺屬金，金應當是白色，現在肺現他的本色就無病。又
姜若泡黑了用，就說可以入腎，因為腎屬水其色黑。諸如此類，很多很多。這種奇絕的推理，異樣的邏輯，西方絕對不能容，中國偏行之千多年！西方人講學說理全都要步步踏實，于論理一毫不敢茍。中國人講學說理必要講到神乎其神，詭秘不可以理論，才算能事。若與西方比看，實在不只是論理的缺乏，竟是‘非論理的精神’太發(fā)達了。非論理的精神是玄學的精神，而論理者便是科學所由成就。從論理來的是確實的知識，科學的知識；從非論理來的全不是知識，且尊稱他是玄學的玄談。但是他們的根本差異，且莫單看在東拉西扯聯想比附與論理乖違，要曉得他所說話里的名辭〔term〕、思想中的觀念、概念，本來同西方是全然兩個樣子的�！f的心肝脾肺，你若當他是循環(huán)器的心，呼吸器的肺……那就大錯了，他都別有所指。所指的非復具體的東西，乃是某種意義的現象，而且不能給界說的�！且躁庩栂L五行生克為他根本的道理，而‘陰’、‘陽’、‘金’、‘木’、‘水’、‘火’、‘土’都是玄學的流動抽象的表號，所以把一切別的觀念也都跟著變化了�！袊思热粺o論講什么，都喜歡拿陰陽等等來講，其結果一切成了玄學化，有玄學而無科學”。
就連中國科學技術史大師著名的英國漢學家李約瑟教授在其書中也認為，“陽陽五行”這“中國醫(yī)學的怪獸”，就是中國醫(yī)學前進的障礙。
其實，“陰陽五行”作為古人認識世界的方法，早已經被現代科學摒棄了，也許只能作為一種傳統(tǒng)文化研究的對象，如同亞里士多德認為萬物由氣、火、水、土四種元素所組成一樣，早就被現代物理學和化學所否定。
對于以“陰陽五行理論”為核心的“國醫(yī)理論”，認真去研究的就更少了，且諸多“國學大師”都主張堅決廢除！
國學大師俞樾先生，這位曾經是曾國藩的學生、章太炎的老師的學者，曾經擔任過朝廷古文獻整理首席專家和考試院主考官。他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涉及文學、哲學、歷史和中醫(yī)中藥。他在每一個領域的研究，都一直保持著至高無上的權威性。1879年，俞樾先生發(fā)表《廢醫(yī)論》，對中醫(yī)進行了系統(tǒng)的批判，并且明確主張，像廢除巫術那樣廢除中醫(yī)。全文共分本義篇、原醫(yī)篇、醫(yī)巫篇、脈虛篇、藥虛篇、證古篇、去疾篇等七個篇章，七千余字。俞樾認為，既然與醫(yī)并重的卜可廢，那么“卜可廢，醫(yī)不可廢乎”?又認為“古之醫(yī)巫一也，今之醫(yī)巫亦一也，吾未見醫(yī)之勝于巫也�！币蚨贸觥拔卓蓮U而醫(yī)亦可廢”的結論。他認為《靈樞》和《素問》并不是古代真正的醫(yī)學著作，只不過是與“《容成陰道》、《風后孤虛》、長柳占夢之方，隨曲射匿之法同類”的占卜星象之書。根本否定了中醫(yī)最早的經典著作《內經》的醫(yī)學性質。指出：“今之世為醫(yī)者日益多，而醫(yī)之技則日益茍且，其藥之而愈者，乃其不藥而亦愈者，其不藥不愈者，則藥之亦不愈，豈獨不愈而已，輕病以重，重病以死�！� ……因而為廢醫(yī)之論。
其師曾國藩先生，為清代之“進士”，可謂中國歷史上有所作為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中國現代化的最早倡導者。1860年，他給其弟曾國荃寫信時一再告誡說：“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y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卑巡恍胖嗅t(yī)作為“家風”叮囑其弟，務必遵守和弘揚，可見其不信中醫(yī)已到了何等程度。他還說：“凡目所見者，皆庸醫(yī)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來，決計不服醫(yī)生所開之方藥”〔見：《曾國藩家書》〕。
國學大師，同治進士、桐城派文人吳汝綸也“于中醫(yī)之一筆抹殺”。他說，傳統(tǒng)中醫(yī)連人體和疾病的基本形態(tài)都不曾做過起碼的合乎實際的觀察，所以他認為“吾國醫(yī)家殆自古妄說”，是“含混醫(yī)術”， 他表示至死拒絕中醫(yī)�！惨姀堘纺�.中國哲學大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p173-177〕他還說，“吾國醫(yī)學之壞，壞于儒”。這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所謂中醫(yī)理論只不過是中國古代讀書人干出來的蠢事。
－－－－－－－－－－－ 清末著名思想家鄭觀應先生則說：“中醫(yī)多模糊影響之談，貴空言而罕實效”。
啟蒙思想家嚴復先生把中國的醫(yī)藥歸為風水、星相算命一類的方術，認為其缺乏實際觀察和邏輯推理，是純屬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虛玄話語；中國九流之學，如堪輿、如醫(yī)藥、如星卜，若從其緒而觀之，莫不順序；第若窮其最初之所據，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兇之各有主，則雖極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無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故也〔嚴譯《穆勒名學》嚴復按語，1905〕。距今整整100年前，即20世紀元年，嚴復就曾告誡其甥女：“聽中醫(yī)之言，十有九誤，切記切記”。
梁啟超先生說“今舉四萬萬人之心靈而委諉學究之手，舉四萬萬人之軀殼、而委請庸醫(yī)之手”。他反對不學無術的庸醫(yī)，痛恨中醫(yī)在學術上自困于
故紙堆。他認為，中醫(yī)在近世衰落，問題在制度敗壞，而西醫(yī)的學術與訓練制度特別優(yōu)勝。說“古之醫(yī)者，方伎之略，列于藝文，惠濟之方，頒自天子，其重也如是，西國醫(yī)學，列為�？疲袑W學成，乃得從事。今中土既不以醫(yī)齒于士類。士之稍自重稍有智慧者、皆莫肯就此業(yè)……坐聽天下之無賴．持此為倚市胡口之術，殺人如麻，又何怪歟�！绷簡⒊壬�就坊間傳說自己的病而說道：“科學呢，本來是無涯涘的�！� 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y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于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察，不能像中國舊醫(y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y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fā)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1926年6月2日北京《晨報》副刊〕
蔣夢麟先生在追憶孫中山先生時說，中山先生患
肝癌，協(xié)和醫(yī)院宣告束手無策時，他仍然不愿服中藥。先生說他是學西醫(yī)的，他知道中醫(yī)靠著經驗也能把病醫(yī)好。西醫(yī)根據科學，有時也會醫(yī)不好。但西醫(yī)之于科學，如船之于羅盤。中醫(yī)根據經驗如船之不用羅盤。用羅盤的，有時會到不了岸，不用羅盤的有時也會到岸，但他還是相信羅盤。
傅斯年先生曾撰寫《所謂“國醫(yī)”》、《再論所謂“國醫(yī)”》等文，于民國時展開大論戰(zhàn)。他認為“ 以開了四十年學校的結果，中醫(yī)還成問題！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還在那里聽中醫(yī)的五行六氣等等胡說！自命為提倡近代化的人，還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會的力量作中醫(yī)的護法者！這豈不是明顯表示中國人的腦筋仿fo根本有問題？對于自己的身體與性命，還沒有明了的見解與信心，何況其他。對于關系國民生命的大問題還在那里妄逞意氣，不分是非，何況其他。對于極容易分辨的科學常識還在混沌的狀態(tài)中，何況較復雜的事。到今天還在那里爭著中醫(yī)西醫(yī)，豈不是使全世界人覺得中國人另是人類之一種，辦了四十年的學校不能脫離這個中世紀的階段，豈不使人覺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他還說：“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y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餛飩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這個地方不取模棱的態(tài)度”。
陳獨秀先生，在1915年《新青年》創(chuàng)刋號上發(fā)表“敬告青年書”，極力呼喚民主與科學，聲討專制與蒙昧，其中就有對中國傳統(tǒng)醫(yī)學的批判：“中醫(y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克寒熱陰陽之說，襲古方以投藥餌，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氣’之說；其說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朮；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果為何物也”！
胡適先生，1935年為《人與醫(yī)學》中譯本寫的序言里，完整地表達了他對科學發(fā)展的深刻理解及對中醫(yī)的態(tài)度。他在序言中說，看這本書“敘述的西洋醫(yī)學每一個方面的演變過程，我們也可以明白我們現在尊為‘國醫(yī)’的知識與技術究竟可比人家第幾世紀的進步”�！盎仡^想想我們家里的‘陰陽五行’的‘國醫(yī)學’，在這個科學的醫(yī)學史上能夠占一個什么地位”。胡適還認為，不僅每個醫(yī)學生應該讀這本書，而且“不學醫(yī)的‘凡人’，也應該讀一讀這本書�！驗槲覀儗嵲谔狈π箩t(yī)學常識了。我們至今還保留著許多傳統(tǒng)的信仰和習慣，平時往往使我們不愛護身體，不講求衛(wèi)生，有病時往往使我們胡亂投醫(yī)吃藥，甚至于使我們信任那些不曾脫離巫術的方法，甚至于使我們反對科學的醫(yī)學”。就坊間關于其1920年間患“心臟病”、“腎臟炎”和“
糖尿病”為中醫(yī)陸仲安所治好一事，以至后來還有人向其討要陸仲安的藥方時，他曾多次矢口否認得過這些病，也不相信中醫(yī)藥能治好這些病。他對陸仲安的評價只是“一位頗讀古醫(yī)方的中醫(yī)”，而且十分氣憤地說：“造此謠言的中醫(yī)，從不問我一聲，也不問陸仲安，竟筆之于書。此事真使我憤怒！”〔胡頌平編撰校訂：《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7冊第2671頁；第10冊第3539，3689頁。臺灣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魯迅先生可謂一針見血，他說：“我還記得先前的醫(y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y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fā)端于西方醫(yī)學的事實”〔見魯迅：《吶喊》序言〕。但他還有一說，更是痛快淋漓、尖銳犀利：“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fo、祖?zhèn)魍枭�、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見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的》〕。孫中山先生患肝癌，協(xié)和醫(yī)院宣告束手無策時，仍然不愿服中藥。魯迅對此十分感動，他寫道：“那時新聞上有一條瑣載，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業(yè)地感動過我，據說當西醫(yī)已經束手的時候，有人主張服中國藥了；但中山先生不贊成，以為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診斷的知識卻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毋須服。人當瀕危之際，大抵是什么也肯嘗試的，而他對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這樣分明的理智和堅定的意志”〔見魯迅：《集外集拾遺·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周作人先生說：“成千上萬的中醫(yī)實在不是現代意義的醫(yī)生，全然是行醫(yī)的玄學家。什么辰州祝由科，靈子術的靈學家，國民精神養(yǎng)成所，這是原始社會的巫師行徑，是再早一個時代的東西，不必說了，就是最純正的中醫(yī)學說也都是玄學的說法，倘若真是說得特別，即使荒唐古怪，也總還是夠得上說是獨有，可以標榜一個國字而名之曰“國術”！但是不幸某一時期之醫(yī)學的玄學說法卻是世上普通的事，‘以天地五運六氣配人身五藏六腑’與西洋中古之以七曜十二宮配人身各器官，陰陽濕燥之說與病源體液說〔Humoral"ism〕等，藥物之形色數的意義與表征說〔Theory of Signature〕，根本上是一致，這種例不必等我外行人來多舉，只要請去查世界及中國醫(yī)學史就可看到很多”。
梁漱溟先生在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中，說得更為清楚：“中國說是有醫(yī)學，其實還是手藝。西醫(yī)處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藥，無大出入；而中醫(yī)的高手，他那運才施巧的地方都在開單用藥上了。十個醫(yī)生有十樣不同的藥方，并且可以十分懸殊。因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藥，都是沒有客觀的憑準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憑主觀的病情觀測罷了!某藥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問。只拿溫涼等字樣去品定，究竟為溫為涼，意見也參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藥，哪能不十人十樣呢”？
陳寅恪先生在《吾家先世中醫(yī)之學》一文中提到其祖上三代行醫(yī)，至他則不學，因為他“不信中醫(yī)，以為中醫(yī)有見效之藥，無可通之理”。他還說“寧愿讓西醫(yī)治死，也不愿讓中醫(yī)看病”。陳先生的文化立場毫無疑問是維護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甚至被稱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守護神”，而且先生出身于中醫(yī)世家，三世為醫(yī)。這樣一位深愛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國學大師，恰恰不信中醫(yī)，而其對中醫(yī)的評價，可謂真正體現出了大師的真知卓見和思想深度。
郭沫若先生說：“國醫(yī)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會好的病”。還說：“我對于舊醫(yī)尤其是陽陽五行，類似巫神夢囈的理論，卻是極端憎恨，極端反對的。中醫(yī)和我沒緣，我敢說我一直到死決不會麻煩中國郎中的”。
后來的臺灣學者李敖先生則認為：“中國的醫(yī)學史，并不是什麼真的醫(yī)學史，而是一筆道道地地的“巫醫(yī)史”。換句話說，不太客氣的說，中國歷史上，根本沒有真正的醫(yī)學。中國傳統(tǒng)上關於“醫(yī)”的記載，最早的是神農、黃帝等的假歷史，後來年代較近，產生了所謂“醫(yī)”的始祖“彭”與“咸”，就是屈原所謂的“吳將從彭咸之所居”的“彭”與“咸”。所謂彭咸，根本統(tǒng)統(tǒng)是“巫醫(yī)”。可見“巫”和“醫(yī)”兩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換句話說，中國古代的所謂“醫(yī)”，根本就是神醫(yī)、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個名字！“巫彭”與“巫咸”是殷商時代的人物。從這兩個所謂鼻祖以下，中國歷代都有所謂新一代——進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現，都據說是愈來愈不“巫”了，愈來愈“醫(yī)”了，其實都是扯淡！他們不論怎麼改來改去，不論是什麼“華陀再世”、“歧伯復生”都統(tǒng)統(tǒng)屬於萬世一系的巫醫(yī)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直延伸到中華民國五十四年的所謂“中醫(yī)學院”，還沒有斷子絕孫，還是整年有數不盡的小“華陀”小“歧伯”出現，出現在這個可憐的國家，禍害這個可憐的民族，使他們吃樹根草藥、吞蟲屎黑湯”。〔李敖：《修正‘醫(yī)師法’與廢止中醫(yī)》〕
……。
還可以羅列出更多，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從略。倘若一、兩人所說、所見尚可不說勿論，可一大批精英如是說如是論，又當作何解釋？！
當然亦有象章太炎、馬一浮先生等篤信中醫(yī)并身體力行，對中醫(yī)藥學有所研究，并能給人處方治病的，但畢竟是少數，而且他們后來都“主張中西匯通”，“反對五臟附會陰陽五行……”。
以上所列，僅為國學大師們所說、所見，還不包括當時一大批認真學習西方科學思想和實驗方法后來成了我國著名科學家的優(yōu)秀人物的見解，像“五四時期”創(chuàng)辦“中國科學社”，旨在“提倡科學，鼓吹實業(yè)，審定名詞，傳播知識”，開展“科玄大戰(zhàn)”的任鴻雋、丁文江、秉志、周仁、趙元任、胡明復、楊銓、過探先、章元善、金邦正、唐鉞、王星拱等等一大批科學家。
任鴻雋先生在1915年《科學》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論中國無科學之原因》一文時，認為“秦漢以后，人心梏于時學，其察物也，取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其擇術也，騖于空虛而引避實際”�！爸R分子多鉆研故紙，高談性理，或者如王陽明之格物，獨坐七月；顏習齋之講學，專尚三物，即有所得，也和科學知識風馬牛不相及”�！盎蛘吒阈┯栐b，為古人作奴隸，書本外的新知識，遠不會發(fā)現”。他還說：“科舉是知識上的奴隸制”。
丁文江先生于1923年與張君勱先生展開“科玄論戰(zhàn)”，他是當時的科學派主將。丁先生不但看不起張君勱先生等“玄學鬼”，而且他始終相信，只有受過科學訓練的知識分子，才能設計出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他說，運用理性的科學技術來解決人類福利問題，使得提供比迄今任何通過常規(guī)智慧所提供的更人道、更有效的解決方法成為可能。科學就足以解決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
回顧這段歷史，使人不勝吁唏！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那段歷史已被人們所淡忘，那個時代學人們的思想早已湮沒！
看到這些，真不知如今的“國學菜鳥”、“自然國學”家和“國醫(yī)”們及其粉絲有何感受？他們大都好“發(fā)古之幽思”，喜歡“厚古薄今”，相比于過去“才髙八斗，學富五車”的“國學大師”們，基本上沒看過幾本象樣的古籍善本書，充其量只不過是些滿大街地攤上都有賣的“國學”、“國醫(yī)”普及讀本及講義、教科書罷了，約知一、二，見識庸俗，學問粗淺乃至連古漢語也一竅不通，便以為自己了不得，想發(fā)揚光大了！跟當時具有國學“童子功”的科學家們更是相差甚遠，完全無法比擬。
現在所剩下的真正可以歸為“國粹”的東西已經為數不多，有的已申報為世界非物質文明文化遺產，據傳“國醫(yī)”也正在作申報準備。僅僅是非物質文明文化遺產，怎么不是那“中醫(yī)泰斗”所說的“中醫(yī)是尖端的科學”、“是主流醫(yī)學”了！文化的遺產而已，不能亂動，還得依法原汁原味地保護哦。豈不是過于自貶、自卑了嗎？
從人民大學成立國內第一個“國學院”，到各地的國學班、國學講座盛行；從央視《百家講壇》的熱播，到大量的文史讀物暢銷；從各地祭祖祭孔等等傳統(tǒng)禮俗的興起，到《論語》、《詩經》、《弟子規(guī)》、《三字經》種種典籍在小學課堂的風行，乃至海外諸多“孔子學院”的興辦。國學正以各種各樣的姿態(tài)，活躍在當下中國人和世界華人的視野之中。
很多人以為學習國學，就是簡單的文化回歸，倒退復古就是弘揚國學，甚至對“五四新文化運動”興師問罪，把“弘揚傳統(tǒng)文化”和“繼承五四精神”完全對立起來。其實，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只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元�？梢哉f，在海外無論你使多大勁，用多大力，東方文化始終是少數人的偏好。
有些國人甚至異想天開，要搞所謂“東方科學”、“自然國學”、“中國傳統(tǒng)科學”、“氣理學”等等，從基本概念到學術規(guī)范都要自成體系，以便顯示中國人的實力。這樣弄出來的東西，到底是科學，是學術嗎？這些玩意兒會給中國科學和學術增光還是丑化中國科學和學術？如果認為我們今天還要拜倒在這個或哪個神仙圣人膝下，那就是十足的糊涂蟲！
其實，華夏文明從一開始就是包容的，是樂意接納外來文化的，且不說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最早的“fo學”就是從西域取來的舶來貨，以至到后來的的“馬大爺”、“列胡子”同樣也是舶來貨。可是當 “德先生”、“賽先生”、“費小姐”的到來，卻被視為洪水猛獸，斥之為 “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和“崇洋媚外”了，實在令人費解。
看來，我們在注重“國學”修養(yǎng)和對“傳統(tǒng)文化”感到興趣的同時，還需要對于人類知識的多元性和豐富性有更多的理解，對于來自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也應該有相當的興趣，對人類其他文明的成果應予以承認，多一點包容，多一點涵養(yǎng)，這對于健全人格的養(yǎng)成和知識結構的合理化都有好處。
看看今天改革開放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乃至人們的衣、食、住、行諸多方面，哪一方面不是我們從西方學來的？連fo門弟子、少林寺的主持方丈釋永信大師和諸多的和尚、道長、師姑們都開上寶馬車，用上手機、電腦、電視……，可見那“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內景返觀”、“返觀內視”等等術數之道已經無法修持！
其實，重視傳統(tǒng)文化是指對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和發(fā)揚，而絕不是回到過去的生活中去。今天的我們已經不可能再像古人們那樣過日子了，應
當更現實一些，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國人雖然都知道“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但卻始終將“落后”理解為拳頭的力量，其實，文明的落后、觀念的落后，思想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今天，除了在經濟與科學技術有所進步之外，愚昧閉塞、弱小落后、自作聰明、自以為是、
盲目樂觀這幾點上，相對過去時代而言幾乎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改變和進步，依然故我，對現代文明毫無尊重接納之意。
事實上，我們從古代的歷史中，還是可以看出大量現今現實的影子。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在很多領域都已經沿著正確的方向走了很遠，但是不少所謂傳統(tǒng)的東西卻仍然成為我們探索真理，認識世界的叢叢障礙、沉重的“包袱”和“痼疾”，不徹底革除，更待何時！試想沒有這種對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和引進，我們就不可能取得今天改革開放的發(fā)展和進步！
連當年從事國學研究的老祖宗們都不予認可的事兒，“國學大師”們都不看好的“國醫(yī)”，如今的“自然國學”家、“國醫(yī)”們卻將其當作“國學”至寶，要繼承傳統(tǒng)發(fā)揚光大了！
在新一輪的國學熱、國學研究中到底堅持什么？反思什么？正視什么？質疑什么？是國人應當認真思考的問題。難道不應當老老實實地向當年從事國學研究的老先生們學習學習，問問他們的看法，聽聽他們的意見？難道真的就沒點氣度，沒點胸懷，沒有一點點自信，依了時下《中國中醫(yī)藥報》、“中醫(yī)泰斗”及那幾個小嘍啰的邏輯，“教授現象”尚未了，這幫“國學大師”研來究去居然又弄岀個“國學大師現象”來，完全否定了中醫(yī)，毀了中醫(yī)！可“走向世界要靠中醫(yī)教育”；“中醫(yī)是尖端的科學”；中醫(yī)“是主流醫(yī)學”；“是‘大師現象’所不能左右的”；“我們不需要因為‘大師現象’而對中醫(yī)感到悲觀失望”；這只是“個別現象”。這幫老家伙根本沒學好“國學”，沒讀懂“中醫(yī)”，沒資格也不配為“大師”，都是“害群之馬”， 早該把他們揪出來，進行“組織處理”，清理岀“大師”隊伍，開除“國藉”。何不遵照那“中醫(yī)泰斗”的指示：“為什么不用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的觀點看待中西醫(yī)之爭？”將他們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原創(chuàng) 2009-11-30 19:31:08] 今日有感 整理重發(fā) 京且〕
－－－－－－－－－－－傻比 你想說啥？
－－－－－－－－－－－這個沒法三言兩語講得清，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寫這些反中醫(yī)文章的人，要不是從來沒有與疾病作過斗爭，所以他們僅憑自己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來猜度中醫(yī)。要不就是得過疾病，但是被中醫(yī)中的庸醫(yī)治壞了，所以以已的些小經驗來看待整個中醫(yī)學，這是管中窺
豹，只見一斑。而現實中的中醫(yī)有水平的確實很少，所以他們以自己個人的經驗所見來評定中醫(yī)學，產生偏頗之見。
二，現在中醫(yī)界式微，西醫(yī)橫行，醫(yī)學的輿論話語權都由西醫(yī)占據著，作為外行人的一些文化界的名人，他們也就不可避免的被現實所淹沒，看似他們的主見，其實沒了主見。
三，其本上縱觀所有反中醫(yī)的人士中，大部份是文化界，政治界人士，很少是從事醫(yī)學工作的人士，就算有也是一些沒有什么醫(yī)學實踐的醫(yī)學界人士，而不是醫(yī)務界人士。而他們在社會輿論的影響力大，所以常常影響和誤導著民眾。
四，陰陽五行理論不被理解，是因為這些人先接受了現代自然科學思維，他們沒有掌握中國古代思維工具，所以理解不了，其實，這些反中醫(yī)的人士知識很豐富，但是滿腦子都是“知識”，概念，名相，都是直線思維，頭腦僵化，滿腦子在字面上打轉，而他們天生的對中醫(yī)的偏見，使得他們根本不會靜下心來反思自己是不是對的，卻相反的一味的求證中醫(yī)是偽科學，走向一條死胡同。
五，本人是學工科的，也被中醫(yī)的庸手誤治，所以曾一度反中醫(yī)，可幸的是本人會反省自己，慢慢的轉變了態(tài)度，從而現在成為堅定的中醫(yī)學子。有時候想想，雖然我不比那些名人出名，但是我都能夠抱開個人的成見，轉變過來，并且現在能夠理解中醫(yī)，而他們一生都沉迷不悟，這樣看來，我的智慧也高過他們很多。于是心中那個自信的感覺讓我很自豪——原來，那些名人的智慧也不過如此而已。
－－－－－－－－－－－這個所謂的王教授曾經集合了許多篇證明他自己是個學習中醫(yī)的廢物的文章，其實就是一個居心叵測的反中醫(yī)炒作。
此文又是“集合”了一幫與中醫(yī)根本不通的所謂“國學大師”的淺薄言辭，用以“證明”中醫(yī)是被這些所謂的權威批判和拋棄了的，但卻是一點實在的“論據”都給不出來，純粹只是以假亂真，指鹿為馬的胡說八道罷了。
－－－－－－－－－－－
本帖最后由 勵杏老人 于 2011/6/6 13:34 編輯 zxtf.net.cn首先看一個轉貼：
院士坦言“不知道”是在踐行實事求是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04日23:54 紅網
“我是西安中學的學生代表，我想請問何祚庥院士，未來航天事業(yè)如何將核能轉變成機械能？”“考了我了，有些問題，我也不知道答案。比如說未來宇宙航行的問題，這件事情到現在也還存在很大爭議……”6月2日下午，中國科學院與中國工程院14位院士分作兩批與西安市200余名中小學生進行了面對面互動交流。（6月2日人民網)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闡述了我們對待知識、對待學習的正確態(tài)度�？鬃诱J為對待任何事物都要有謙虛、誠懇、老實的態(tài)度。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不懂裝懂，自欺欺人。不難看出，其基本精神就是我們今天大力提倡的實事求是。
院士面對中學生的問題回答“不知道”丟臉嗎？不！這恰恰是院士們在踐行實事求是。中科院楊福愉院士在其開場白中就說道：“我們的院士無非是在科學領域的某一方面比較卓越，并不是什么都懂，當然有的院士知識面比較寬一些，但畢竟還是有限的。有的問題我們知道一點，有的問題可能需要大家共同研究和探討�！边@種放低姿態(tài)、真誠嚴謹的態(tài)度正是院士們能夠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的基石，是他們的立身之本、科研之基。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實事求是精神之作用尤為凸顯。我們每天面對各種各樣的信息、各種各樣的引導。即使是院士也無法保證對每個信息都能掌握，都能理清。在這種情況下，實事求是的巨大能量是不言而喻的。從實際情況出發(fā)，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guī)律性，找出其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才不至于在海量信息中迷失自我。
院士坦言“不知道”也是在引導公眾，為學生做出積極表率，具有極高的社會價值。在學術論文造假、大量抄襲漸成風氣的今天，院士面對初中生的問題回答“不知道”無疑是給我們打了一劑強心劑，也是給了那些企圖弄虛作假者一記重重的耳光。公眾能從院士們的言行中真切地感受到真誠、嚴謹、踏實的研究作風，能實實在在地體會到實事求是不是一句空話、套話；院士們也在向學生傳遞一種更為本質的科學態(tài)度，即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所有問題。
院士“不知道”并不影響他們在學生心中的形象，也無法抹煞其學術造詣，正如無法辨別辯日的兩小兒孰是孰非并不影響孔子成為圣人一樣。院士與中學生之間在知識的存量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院士們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外必然存在很多未涉及之處。于是，當中學生提問的時候，出現“不知道”的回答乃是正常的。俗話說，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在科學態(tài)度、實事求是精神的指導下，回答全部知道或者敷衍了事反而成為一種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人無完人、學無止境，正是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讓我們感到一種親切和實在。
稿源：紅網 作者：任準希
為什么中科院的專家們對自己不懂的科技知識可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而對自己同樣不知道的中醫(yī)知識就可以妄加批判？－－－－－－－－－－－古人云：“上醫(yī)治世，中醫(yī)治人，下醫(yī)治病�！�
再看：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
此論與如今建設和諧社會有區(qū)別嗎？
－－－－－－－－－－－這廝連國學都否定 還指望它承認中醫(yī)嗎 毋庸置疑的是 不論中醫(yī)西醫(yī) 都屬臨床醫(yī)學 最終要解決的 都是人類的疾病與健康問題 因而 不論科學不科學 臨床療效才是唯一的金標準 就拿二型糖尿病來說 其實質 是糖代謝 利用障礙性疾病 其危害 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高血糖的直接糖毒性 二是需糖組織器官的隱匿而持續(xù)的衰退 西醫(yī)到目前為止 充其量 還只能解決高血糖的問題 對需糖組織器官的衰退 還是束手無策 西醫(yī)的降糖藥 大致可分為幾類 即 促進
胰島素分泌的 促進肝糖原 肌糖元合成的 抑制肝糖原 肌糖元分解的 直接促進血糖降解 轉化的 胰島素 以及胰島素增敏劑 隨著患者病情的進展 幾乎毫無例外的 最后都會用上胰島素 大家都知道 胰島素屬于調節(jié)糖代謝的激素 屬于神經體液調節(jié)系統(tǒng) 伴隨著外來激素大量而長期的使用 人體自身的神經體液調節(jié)系統(tǒng) 必然會減退 萎縮 直至完全喪失 硬是把一個活生生的人 變成了需要完全依賴胰島素生存的藥人 而鄙人依據中醫(yī)理論 別開西醫(yī)觀念的誤導 重新檢討審視對糖尿病的認知 透徹了糖尿病的中醫(yī)病因病機 完善了辯證理法 以此知道臨床實踐 已經成功治愈兩位好友的糖尿病 尚有一例長期使用胰島素的患者正在治療之中 其中有一例服藥28天后復查糖化血紅蛋白 即由原來的9.3下降為5.2【西醫(yī)認為 糖化血紅蛋白是不可逆的 只有隨著紅細胞的降解而降解 紅細胞的平均壽命是一百二十天 因而認定 只有血糖持續(xù)控制達標三個月以上 糖化血紅蛋白才會逐漸下降】
－－－－－－－－－－－郭沫若先生說：“國醫(yī)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會好的病”。
這怎么可能呢？不需要反駁，不攻自破。
－－－－－－－－－－－這種問題不需要辯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