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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雜病:胡希恕方證辨證說略

作者:李國臣 王冠民 崔文藝

   
近拜讀《中國百年百名中醫(yī)臨床家書·胡希恕》(以下簡稱《胡希恕》)一書,欣喜萬分。筆者被胡老先生研究《傷寒論》的豐碩成果所吸引,同時折服于其獨特的臨床經(jīng)驗,故擷其精華于同道一起賞析。

   
一、胡希恕生平簡介

   
胡希恕,1898年生于沈陽,清末太醫(yī)之學生王詳徵的弟子。1936年懸壺于京城,1952年約陳慎吾、謝海洲共同開設私立中醫(yī)學校,1958年調入北京中醫(yī)學院,1984年病逝,享年86歲。胡先生行醫(yī)50余載,早年即以“經(jīng)方派”著稱。20世紀60年代初,其“《傷寒論》的六經(jīng)論治與八綱的關系”的報告,《人民日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是解決“歷代醫(yī)學家缺乏論述的難題”;20世紀80年代初期,日本中醫(yī)界稱贊胡老是“中國有獨特理論體系,著名的《傷寒論》研究者、經(jīng)方家”!逗K 芬粫珊壬牡茏玉T世倫、李惠治等整理而成,匯集了胡老一生的理論建樹與臨證驗案,對于后人學習、研究與運用《傷寒雜病論》有頗多啟迪,是一部難得的上乘佳作。

   
二、胡希恕對《傷寒論》的闡釋

   
胡先生畢生致力于《傷寒論》的研究,提出如下獨特的見解:

   
其一,胡先生認為《傷寒論》取法于《伊尹湯液經(jīng)》,為最古三大流派(神農(nóng)本草、黃帝針灸、素女脈訣)的神農(nóng)本草派。其根據(jù)為:晉代皇甫謐《針灸甲乙經(jīng)》序稱“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以為湯液”;宋刻《傷寒論》序也有“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nóng)之經(jīng)”的記載;從藥物理論來看,更能看出《傷寒論》《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本一脈相承。他指出,研究傷寒應重視它與《黃帝內(nèi)經(jīng)》體系有別。其二,胡先生指出《傷寒論》于三陽篇,先太陽、次陽明、而后少陽,于三陰篇,也是先太陰、次少陰、而后厥陰,均把半表半里置于最末,這是論述上的需要或安排,但并不代表傳變次序如此,臨證也絕無陽明再傳少陽,尤其傳變又復回太陽之證。他強調厥陰不是傷寒的最后階段,只是重要的轉歸或樞紐。其三,胡先生提出《傷寒論》的六經(jīng)辨證不是臟腑經(jīng)絡辨證,而是八綱辨證。他認為,由于虛、實、寒、熱從屬于陰陽,故無論病位在表、在里以及在半表半里,均當有陰陽兩類不同為證的反應,這樣三而二為之六,即病見之于證的六種基本類型,所謂六經(jīng)病(證)是也。太陽少陰為表,陽明太陰為里,少陽厥陰為半表半里。太陽為表之陽,少陰為表之陰;陽明為里之陽,太陰為里之陰;少陽為半表半里之陽,厥陰為半表半里之陰。

   
三、胡希恕方證辨證學術思想

   
1. 胡希恕辨證體系框架

   
辨六經(jīng),析八綱,再辨證,后選方,此即胡先生的辨證體系框架。六經(jīng)和八綱雖然是辨證的基礎,并于此基礎上即可制定施治的準則,不過,若說臨床實際應用,這還是遠遠不夠的。臨證有無療效,決定于方證對應與否。執(zhí)一法,不如守一方,這是充分認識到《傷寒論》的方證辨證重要性的概括。方證是《傷寒論》的精華,《傷寒論》中有以方名證的范例,如第34、101條“桂枝證”“柴胡證”等。從仲景六經(jīng)病中同一經(jīng)下的不同方證也可證明:方證較之證型更為直接、更為深入,且具有定性、定量的性質。如太陽病,即使得知是風寒、風熱,也要看患者所表現(xiàn)的癥狀,不論是風寒或風熱,都可能在人體產(chǎn)生或熱或寒,或虛或實,或表或里的癥狀,分析癥狀所應歸屬的方證,才能明確當用方藥。若發(fā)熱、汗出、惡風、脈緩,則宜用桂枝湯;若無汗身體疼痛,脈緊而喘者,則宜用麻黃湯。這些方劑,雖都屬太陽病的發(fā)汗劑,但各有其固定的適應證,若用得不恰當,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六經(jīng)之分,只概括了為病的表里(含半表半里在內(nèi))陰陽,當然還須進行寒熱虛實的分析,則六經(jīng)八綱俱無隱情。八綱雖為辨證的基礎,但辨證宜從六經(jīng)始,《傷寒論》以六經(jīng)分篇就是這個道理。六經(jīng)辨證不只限于傷寒,乃是辨萬病之總綱,而臟腑辨證、三焦辨證、氣血津液辨證、衛(wèi)氣營血辨證只不過是六經(jīng)辨證的擴展與延伸。不論是臟腑辨證、經(jīng)絡辨證,還是六經(jīng)、八綱辨證,最終都要落實在方證上。因此胡先生認為方證辨證是六經(jīng)、八綱辨證的繼續(xù),更是辨證的尖端,值得我們進一步挖掘與探究。

   2. 胡希恕方證辨證實踐舉例

   
病例 丁某,男,36歲,病案號169559。初診日期1965年8月16日;颊吣蛲、尿血腰痛三個月。三月前因長途旅行乘火車,吃燒雞喝啤酒,不久出現(xiàn)腹痛腰痛,痛如刀割,陣陣發(fā)作。初發(fā)作時喝水則腹脹而無小便,后發(fā)作時飲水有少量小便而尿道劇痛。到醫(yī)院檢查:尿紅血球滿視野。用抗生素等治療無效。現(xiàn)右腰痛,尿粉紅色,大便干,舌苔黃褐少津,脈左弦細,右沉細。中醫(yī)診斷:淋證(膀胱濕熱)。予豬苓湯加大黃、生薏米:豬苓9g,茯苓9g,澤瀉12g,滑石15g,阿膠9g,生薏米30g,大黃2g。1日1劑。二診日期8月19日。上藥服3劑,腰痛不明顯而顯酸沉,尿痛不明顯而少腹兩側酸重,大便不暢。予柴胡桂枝干湯合當歸芍藥散加味:柴胡12g,黃芩9g,天花粉18g,生牡蠣15g,桂枝9g,干姜6g,白芍藥12g,當歸9g,川芎9g,茯苓9g,蒼術9g,澤瀉12g,生薏米30g,炙甘草6g,桑寄生30g。1日1劑。三診日期8月25日。上藥服6劑,諸癥已,但行膀胱鏡檢查及拍x線片后,確診右輸尿管有結石。又出現(xiàn)尿道刺痛,予8月16日方加金錢草60g。1日1劑。四診日期8月30日。上藥服2劑后即出現(xiàn)尿道劇痛,排尿困難,見血塊、黏液,不久排出黃豆大結石,而后尿道通暢!逗K 肪幒蟀矗罕纠踉\時,屬濕熱下注,可視為本證,用豬苓湯加生薏米利濕清熱,可視為正治。又因右側腰痛,為瘀血證,可視為兼證,故加少量大黃以活血祛瘀。二診時痛不明顯,而腰酸明顯,為邪退正虛,證屬血虛水盛,可視為變證,故與柴胡桂枝干姜湯合當歸芍藥散加味。當行膀胱鏡檢查后,又出現(xiàn)尿道刺痛時,顯現(xiàn)濕熱下注之證,故又用豬苓湯加金錢草,使尿結石排出,諸癥皆已。筆者按:本例與其說是辨證、辨病、辨癥的典范,不如說是方證辨證的最佳注解。

   
3. 方證辨證的價值

   
劉渡舟先生曾指出:“認識疾病在于證,治療疾病則在于方,方與證乃是傷寒學的關鍵”。黃煌 也曾感慨地說:“方證識別、藥證識別,它樸實而具體,是中醫(yī)辨證論治的基本單位!标愐仔碌仍谘芯孔C實質中亦談到,“癥”是“證”與“病”的具體表現(xiàn),而且是研究“證”與“病”的一個很好的切人點。對于癥的更精細更深入的研究不僅有助于提高辨證的準確性,還是“證”實質研究的一個重要途徑。同時還指出,“證”是機體對疾病的反應性,不同反應性的個體在罹患同一疾病時不僅表現(xiàn)不盡相同,而且對藥物的反應性也不同,即同一藥物,治療某病不同的證型的個體,會產(chǎn)生不同療效。中醫(yī)有“以方測證”的方法,通過“方”的作用部位和機理的研究,有助于“證”的研究。雖然病、證分離于癥是一種進步,但無視癥狀卻是更大的退步。同一疾病而個體的突出癥狀可有不同,這可能就是證的內(nèi)在差異。從某種意義上講,辨病辨證的過程,也是辨癥的過程。同是氣虛證,由于病、癥不同,臨床用藥自然有別。中醫(yī)在應用降糖藥的過程中,同時需要辨證選藥與辨癥選藥,如:熱者黃連,渴者烏梅。若出現(xiàn)兼癥、兼病時,更需要方證的辨別,如:“下消”選六味,合并中風則選脈絡寧。周繼旨 認為,中醫(yī)在思維模式上確實是汲取了易理的重“三”崇“中”的思維精髓,通過具體闡釋為可供實際操作的醫(yī)學理論框架,即“三陽”“三陰”學說,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王小平 的“藏腑關系系統(tǒng)說”以及張其成“二三思維模型”也為我們進行從癥識病、從癥認證的研究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并為方證相對論的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所以說方證結合是辨證辨病的最終實現(xiàn)者及最后的落腳點。中醫(yī)學生存的核心是臨床療效,藥物是否對證(癥、病),則是所有環(huán)節(jié)的關鍵。中醫(yī)學的臨床實踐與理論構架必須依托于診、治之橋梁——方證結合。這也是我們紀念胡希恕先生方證辨證學術思想的目的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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