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療法應該是治療的最高境界。即不用藥物，只憑自然界的陽光、空氣、水、溫度以及語言、運動等，就可以幫助患者治療疾病，甚至是嚴重的、用藥物也無法治療的疾病。
筆者經(jīng)常想，用藥無非是在模擬自然。比如病屬于寒，身體喜夏不喜冬，治療就是在患者的身體內(nèi)加入更多的“夏”意，使之在自然界的冬夏中均可正常生存。這種情況，用“夏”藥可，不用“夏”藥而模擬出一個自然的“夏”來不更好嗎？這樣的思路，可以說比只知道用藥對癥已經(jīng)高出一些，但是還缺乏對于人體自愈潛能的足夠關(guān)注。
以下這幾則醫(yī)案卻是以寒來治寒，激發(fā)人體自愈潛能的高手所為，每次讀來都令人向往，如今再讀便有了在安全的前提下試用的愿望。
陳壽在《三國志·卷二十九·方技》載華佗醫(yī)案：“有婦人長病經(jīng)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zhàn)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shù)。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燃火溫床，厚復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
張子和《儒門事親·卷六·熱形》有一案，與華佗之案如出一轍：“一婦身冷脈微，食沸熱粥飯，六月重衣，以狐帽蒙其首猶覺寒，泄注不止。常服姜、附、硫黃燥熱之劑，僅得平和，稍用寒涼，其病轉(zhuǎn)增，三年不愈。戴人診其兩手脈，皆如繩有力，一息六、七至�！睹}訣》曰：六數(shù)七極熱生多。以涼布搭心，次以新汲水淋其病處，婦乃叫殺人。不由病者，令人持之，復以冷水淋其三四十桶，大戰(zhàn)汗出，昏困一二日，而向之所惡皆除。此法華元化已曾用，惜無知者。”
據(jù)說《南史》記錄了醫(yī)家徐嗣伯治療伯玉伏熱案，治法上與此類同。
可以說諸位醫(yī)家所治為“寒”癥無疑，并且是“經(jīng)年”、“三年不愈”。但寒癥久，是否有伏熱，需要一分為二地看；有或沒有，都需要蛛絲馬跡來支持。華佗案對于伏熱的證據(jù)沒有交待；張子和案則交待了“兩手脈，皆如繩有力，一息六、七至”，但是為何之前描述的是“一婦身冷脈微”呢？
清代尤在經(jīng)在《傷寒貫珠集》中指出“積陰之下必有伏陽”。
“積陰”與“伏陽”看來應該不在一個層次上。
也許“積陰”是筆者前文（理法與臨床系列第12篇)所述“三明治”病理模型的表層，“伏陽”在“三明治”的中層，陽氣怫郁而為火；治療中是該疏散火為主還是開腠理之表為主當臨證定奪。
但是張子和案里看到的“六月重衣，以狐帽蒙其首猶覺寒，泄注不止”，更可能是太陽、陽明、太陰“三明治”的三層都是寒的，于是稱為“積陰”。那“伏陽”伏在什么地方呢？厥陰嗎？身體的自愈潛能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最后關(guān)頭了。如何才能激發(fā)？
“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這里面有治療意義的“寒”有三：一為“冬十一月”；二為“平旦”；三為新汲的井水。而關(guān)鍵處在“當滿百”。如果沒有滿百的運籌，則在“戰(zhàn)欲死，灌者懼欲止”、“婦乃叫殺人”的時候，便不敢“令滿數(shù)”、“不由病者，令人持之，復以冷水淋其三四十桶”。
積寒，伏熱。寒之下可以有熱，而熱不能化寒。
寒性凝滯，而熱性疏通。熱無力疏通寒，為什么？因為陽氣被怫郁，寒之表象越明顯，可能正說明陽氣被壓抑得越深、越久、越堅。
如何能使被壓抑已久的陽氣，有一個“郁極必伸”的轉(zhuǎn)機？一寒、二寒、三寒，寒而復寒，如此“置之死地”，如此“不留余地”，治療如果不是這樣反復地“冷水淋”，而是要改用方藥的話，不知能否有如此的效果，不知能否有如此的力度。
自然療法有其不可比擬的優(yōu)勢，融入醫(yī)理則會脫離左道旁門，而威力無窮。
此法可試否？筆者在三思，患者的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能準確判斷出患者有強大的自愈潛能是前提，在無法可施、又能保證安全的情況下，會不得不試。
治療，是不斷權(quán)衡利弊的動態(tài)過程，相信有一個時機會讓我們踐行中醫(yī)先輩的“善巧方便”，讓那些神奇的治法不再是一個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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