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壇用藥喜以兩計,甚至上斤,人稱“陳大劑”; 孔沛然用藥僅二三錢,甚至數(shù)分,人稱“孔小劑”
□鄭大鷹
大劑小劑持之有故
清末民國,廣州名中醫(yī)輩出,最有特點和具傳奇色彩的,當數(shù)陳大劑與孔小劑。陳大劑即陳伯壇,其方劑中的單味藥常以兩計,甚至上斤,所以人稱“陳大劑”?仔┘纯着嫒,其方劑中的單味藥常只用二三錢,甚至數(shù)分,一劑藥總量不及一兩,所以人稱“孔小劑”。
陳大劑與孔小劑的用藥劑量,不僅迥異于一般的中醫(yī),也懸殊于中醫(yī)經(jīng)典《
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后人整析醫(yī)圣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而成,被稱為“方書之祖”)里的經(jīng)典劑量,一個超過200%,一個只有20%。
對于為何大劑用藥和小劑用藥,各人言之成理。
陳大劑說:“治病譬猶捕賊,知有五賊而僅遣警察三人掩捕,賊多兵少,必致漏網(wǎng)。若派警二十圍捕,即可一網(wǎng)成擒,百無一失。所以治病必用大劑,始能一擊而中,一舉便把賊邪殲滅。”
孔小劑則說:“小劑可以療病,何必用大劑?藥能殺病菌,亦殺細胞。藥能攻邪,亦傷正氣,故用藥之量,當適可而止。過量即難免有害病人之體質(zhì)矣!
在實際用藥上,大劑往往一擊而中,病人便覺其醫(yī)術神奇,但如果偶然藥不對癥,那后果也較嚴重,但這種事在陳大劑身上很少發(fā)生,這也是他著名的原因。
而小劑量用藥,療效肯定較慢,但可保證無大過失,如偶然藥不對癥,為害不大,還可調(diào)整補救。醫(yī)術穩(wěn)重可靠,這是孔小劑聞名的原因。
陳大劑和孔小劑所開的藥亦迥異,陳大劑喜用貴重的藥,如參茸、附桂、羚羊、
犀角,一個方劑的藥常要銀數(shù)兩。
而孔小劑則不喜用貴藥,認為“賤藥”可治病,不必用貴藥。一個方劑的藥往往只需百仙(相當現(xiàn)在的幾元),所以藥店喜陳大劑而不喜孔小劑。
大劑亦好小劑亦好,兩人均醫(yī)術不凡,救人無數(shù),成效卓著。
大膽用
桂枝 陳伯壇(1863-1938年),廣東新會縣外海鄉(xiāng)人,他自幼稟賦獨厚,聰穎過人,光緒甲午科,考取廣東第七名舉人。
早年陳伯壇在書院念書時,見一同窗學友每晚必讀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其實這位同學并不愛好醫(yī)學,只是遵從父命而背誦,讀得味如嚼蠟。陳伯壇借來同學的書一讀,竟被書中精辟的醫(yī)理深深吸引了。
自此之后,他廢寢忘食地鉆研醫(yī)學。當時書院內(nèi)有一棵玉蘭樹,陳伯壇經(jīng)常在樹下苦苦思索,探求醫(yī)學奧秘,在不知不覺中,順手扯下枝葉,日子一長,玉蘭樹的枝葉竟被他扯得零落殆盡。他曾說:“余讀仲景書幾乎攬卷死活過去。”
陳伯壇的父親本想要他繼續(xù)考功名,見他立志學醫(yī),也不再爭持了。
22歲時,陳伯壇在廣州書坊街設醫(yī)館行醫(yī)。他善用《傷寒》和《金匱》里的方劑,以使用大劑量的藥見長。
陳伯壇行醫(yī)不久,名聲便起。兩廣總督譚制軍患外感,纏綿一月不愈,譚的朋友推薦陳伯壇為之診治,并叮囑陳說:“譚曾經(jīng)服過三分桂枝便流鼻血,你切不可用桂枝!标惒畨皆\,時值初夏,見譚卻穿著棉衣,汗則涔涔出而不自覺。切脈后發(fā)現(xiàn)其脈象浮弱,便診斷為傷寒
桂枝湯癥,于是大膽以桂枝湯原方,主藥桂枝加量至九錢。
在場的人都認為譚不可用分量如此重的桂枝,陳伯壇當即寫脈論,洋洋千言,譚看完脈論,極為信服,并說:“此公下筆千言,定有真知灼見。”于是煎服此劑一飲而盡,次日痊愈。
廣州近郊有婦人得病延治,送到陳的醫(yī)館已氣若懸絲,陳讓人取了盆水,將婦人頭發(fā)浸于水中,不一會被吸了大半,陳說:“有救了。”于是取來大劑中藥,讓人分次灌之,后痊愈。人皆說陳能起死回生。
從不檢看診金
陳伯壇用大劑,社會上訛傳他開的中藥均要用牛
頭煲來煎煮(即廣東人煲粥的大型粥煲),事實上并不是這樣的,陳伯壇在方劑分量的掌握上,是應重則重、應輕則輕的。
有些病癥,一旦判斷準確,就投以重劑。重的時候,比仲景方的劑量多150%至200%。例如,治療胃腸大寒癥,《傷寒論》“
大建中湯”原方為
蜀椒五錢、干
姜四兩、
人參二兩、
飴糖一升,但陳伯壇常加大劑量,達原方總劑量的160%,其中單是蜀椒就用八錢,但往往一服而愈。
陳伯壇使用“小
柴胡湯“,更是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小柴胡湯“中的主藥柴胡,陳常用八錢,大大超過一般的醫(yī)生用量,故藥店曾經(jīng)不敢配藥,后來陳伯壇就在處方的左上角寫一特殊符號代替簽名,藥店見符號,知道是“陳大劑”的處方,就不再懷疑,大膽配藥了。陳伯壇書寫的處方,字體流麗,猶如一幅好書法。
陳伯壇既是出眾的臨床家,又是理論家,著有《讀過傷寒論》、《讀過金匱》及《麻痘蠡言》三本醫(yī)書,共計80萬字。陳伯壇能寫能講,上世紀初,廣東設立陸軍軍醫(yī)學堂,聘請陳伯壇為總教習。未幾又為中醫(yī)夜學館主任。后在香港開辦“伯壇中醫(yī)學!。陳伯壇
桃李滿省港,加之著作大量刊行,其醫(yī)術與“大劑”方法頗為流傳。
在廣州行醫(yī)期間,陳伯壇每天上午開診5小時,按當時名醫(yī)的門診收費定例為小洋2角(廣東鑄
白銀輔幣),但他任由病人用紅紙包好放置案上,從不檢看,所以貧苦大眾也可就診。出診診金則較高:老城(大德路、大南路、文明路以北地段)4元,東山5元,西關6元,河南10元。
1924年,因馬路擴建,醫(yī)館要拆遷,加之接到強盜5萬元的勒索單,陳伯壇遂移居香港,在永樂東街設館開診。
在香港時,他經(jīng)常參加中西醫(yī)會診,不少西醫(yī)感到束手無策的病人,常被陳伯壇幾劑中藥便救治過來,成為香港醫(yī)學界的傳奇。
港英衛(wèi)生當局也欽佩他的醫(yī)術,派人用其處方,執(zhí)了中藥,進行化驗研究,但受當時水平所限,未能化驗出結(jié)果。后來,港英衛(wèi)生局向陳伯壇要相片,說是寄到倫敦去,要宣傳中國有一位了不起的中醫(yī)師。
陳伯壇喜歡麻將,晚上沒事總愛玩八圈,常輸,但樂此不疲。
1938年,陳伯壇病逝于香港,終年75歲。
消毒飲平息瘟潮
孔沛然(1854-1945年),番禺人,清朝附貢生,自幼承父志,廣讀醫(yī)書,F(xiàn)在的番禺詵敦村,還有孔氏家族的祠堂。
1887年,精通醫(yī)籍的清廷考官汪柳門作為廣東主考來粵取士,他特設“醫(yī)學經(jīng)古”一科。孔沛然應考,汪讀他的文章后,驚為奇才,放于案首?着嫒坏尼t(yī)名遂起,并在廣州豪賢街及榨粉街設醫(yī)館行醫(yī)。
1891年春,廣州瘟疫流行,孔沛然以清代著名醫(yī)家吳鞠通的“
普濟消毒飲”方,加減各味藥量,免費提供,治愈了數(shù)千人的瘟癥,于是名聲大噪?着嫒贿曾到博濟醫(yī)學堂學習西醫(yī)。用中西醫(yī)術為人診治,孔沛然在南粵應為第一人。
孔沛然也善用《傷寒》、《金匱》古方,但經(jīng)常是減去其中的藥味和劑量。
孔沛然喜用《傷寒》“
黃芩湯”(黃芩、
白芍、
甘草、
大棗)治療腸熱、桿菌性
痢疾和
急性腸炎,常生奇效。使用此方,孔沛然是去掉大棗的,他解釋說:“黃芩能消炎殺菌,白芍可載藥緩行腸中,以助黃芩之功。白芍能和逆氣且止痛。去棗者,因棗有利于細菌滋生!
他還大幅減少“
黃芩湯”中的藥量,原方黃芩、白芍、甘草分別用三兩、二兩、二兩,孔將其減為錢半、三錢、八分,比之原方各味,分別減至20%、60%、16%,平均為32%。
有一產(chǎn)婦患有產(chǎn)褥熱,孔沛然為其開出《金匱》“
竹葉湯”,但減去了原方的
防風、葛桔、桂姜棗、甘草。原方中的竹葉,用量為二兩,他只用一錢,僅及原來的5%;原方
黨參,用量為一兩,孔只用一錢,只及原方的10%。
孔沛然擅治瘟病,但他常用的藥竟是茅根、
梨皮、竹葉三味。有時去梨皮加
銀花、
連翹、甘草 ,有時只用茅根、竹蔗二味,有時僅用雪梨一個或雪梨漿,這些平淡至極的藥,讓無數(shù)瘟病患者轉(zhuǎn)危為安。
他開出《金匱》“清絡飲”,竟用茅根一味,代替了原方中的鮮竹葉心、
西瓜翠皮、甘草、
桔梗、
麥冬、
知母六味。
一般來說,孔沛然用藥劑量約等于仲景方的20%。
每天免費號10個
當時治療
瘧疾,古方多無效,孔沛然在治療這個病時,除了用西藥
奎寧外,他還聽從藥農(nóng)的教導,以“路兜勒”為主藥,配出了路兜勒湯(黃芩二錢、路兜勒三錢、
檳榔五分),服用二三劑便可愈。
在疾病診斷上,孔沛然極為嚴謹,病人如是步行到診,他一定令其休息10分鐘后才施診,以免脈象有假。除用望、聞、問、切手法外,還采用西醫(yī)的聽診、扣診、觸診。
孔曾被陸軍軍醫(yī)學堂聘為軍醫(yī)長,兼醫(yī)學教習,主講生理衛(wèi)生學及急救法。孔沛然的醫(yī)術雖獨到有效,但他既未像陳伯壇那樣刊印自己的著作,亦沒有廣傳徒眾,到了晚年,才將自己的醫(yī)術傳于兩個兒子,但他們都僅窺堂奧,而未能登堂入室?着嫒坏尼t(yī)名慢慢便湮沒無聞了。
在廣州行醫(yī)時,到他醫(yī)館就診者極多,為避免診癥不周,他每天上午(7時到12時)只診60號,每人恰好5分鐘。
診金開始時并無規(guī)定,任病人送紅包。后定為小洋2角,之后漸升為4角、6角,優(yōu)先號則收1元,免費號每天10個(為貧苦者設)。出診收費較貴:老城診金1.5元、東山2元、西關3元、河南5元。
1938年,日軍入侵廣州,孔避居香港。開館于利園街。
孔一生除浸于醫(yī)籍外,對fo學也深有研究,尤精于《楞嚴經(jīng)》?走擅長圍棋,朋友到訪,一定拉住下棋方才意足。
1945年,孔沛然病逝于香港,享年91歲。
來源:羊城晚報
-----------茅根治瘟病,于今常用
-----------揮灑自如,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