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 琳 王慶國
【摘要】 《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是一部重要的敦煌遺書。它的發(fā)現(xiàn)，以確切的資料證明《
傷寒雜病論》是在《湯液經(jīng)法》一書的基礎上撰寫而成，給《傷寒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據(jù)和思路，是《傷寒論》研究領域的重大突破。長期以來，關(guān)于它的文獻資料十分稀少，極大地限制了研究的深入。經(jīng)過近20年的搜集整理，傷寒文獻專家錢超塵教授獲得張大昌弟子先后抄錄的《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14個不同抄本。筆者跟隨錢先生對現(xiàn)有的這些文獻進行細致的研讀，對所掌握的《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現(xiàn)存版本的來源及諸個版本進行了對比研究，以期為《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進行重新校注選定最佳的底本和校本。
【關(guān)鍵詞】 輔行訣 版本 對比研究
敦煌遺書《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簡稱《輔行訣》)的發(fā)現(xiàn)，以確切的資料證明《傷寒雜病論》是在《湯液經(jīng)法》一書的基礎上撰寫而成，給《傷寒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據(jù)和思路，是《傷寒論》研究領域的重大突破。該書的確切名稱當為《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輔行訣》的研究囿于資料的稀缺，始終沒有得到更深入的發(fā)展。傷寒文獻專家錢超塵教授經(jīng)過近20年的搜集整理，先后獲得張大昌弟子抄錄的《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14個不同抄本。例如：①中醫(yī)研究院打印本（1975～1976年)、②范志良抄本（1965年2月)、③衣之鏢抄本（1976年5月)、④劉世忠抄本（1979年12月)、⑤王云廷抄本（時間不詳)、⑥經(jīng)法述義（1995年)、⑦孫伯果抄本（1976年)、⑧《敦煌古醫(yī)籍考釋》本（1988年)、⑨《敦煌醫(yī)藥文獻輯�！繁镜龋ê髢煞N為正式出版發(fā)行本)，基本囊括了現(xiàn)有的有關(guān)《輔行訣》的大部分文獻資料。同時錢教授還多方走訪與《輔行訣》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相關(guān)的人員，親自到河北廣宗縣，與張大昌弟子座談，盡可能多地掌握關(guān)于這本書的真實詳盡的第一手資料。為了能夠整理出一個盡量接近原卷子的版本，更好地對其與《傷寒論》之間的學術(shù)淵源進行挖掘，筆者跟隨錢先生對現(xiàn)有的這些文獻進行了細致的研讀，把《輔行訣》現(xiàn)存的幾個版本加以對比和篩選，以期為《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進行重新校注選定最佳的底本和校本。
版本的來源
《輔行訣》原卷子藏于敦煌藏經(jīng)洞。1907年法國伯希和至敦煌盜寶曾選中此卷，后被裝箱的王園?道士暗中留下。1918年河北威縣張?南奉命去張掖收購軍馬時順便前往敦煌，偶然間從該道士手中買下此卷子，后送回原籍家中世襲珍藏。1966年“文革”期間卷子不幸被毀。幸有張大昌在廣宗縣的弟子王子旭在文革前曾進行過抄錄。20世紀70年代初，張大昌開始追記卷子本的內(nèi)容，并拿王子旭的抄本作為參考。因王子旭抄錄時僅為十二三歲，其抄本難免次序不整，錯訛頗多。后該抄本又經(jīng)張海州復抄。1974年初，張大昌將自己的追記本寄送中國中醫(yī)研究院。起初并未引起重視，后轉(zhuǎn)交至馬繼興教授手中。經(jīng)過馬教授反復考察，認為此書絕非今人偽造，其成書下限決不晚于宋初。1975年還就此卷子征求了有關(guān)文史專家的意見，社會科學院張政?和李學勤兩位教授作出“此書不是近代的偽作，作為一種古籍的傳抄本，還是有保存的必要的”結(jié)論（此即王雪苔1988年為《敦煌古醫(yī)籍考釋》本《輔行訣》校勘所用的“乙本”)。 當時王雪苔正在中醫(yī)研究院圖書館負責中醫(yī)線裝書的鑒定工作，此書轉(zhuǎn)到他手后，中國中醫(yī)研究院醫(yī)史文獻研究所委托其負責該文獻的調(diào)查和處理工作。1975年底王雪苔直接到河北威縣進行調(diào)查，才得知1975年4月張大昌曾再次向中醫(yī)研究院獻書，所寄材料就是張海州抄錄的王子旭抄本。所幸的是，回到中研院后王雪苔幾經(jīng)周折找到了這個抄本（也就是1988年《敦煌古醫(yī)籍考釋》本《輔行訣》�？彼玫摹凹妆尽�)。王雪苔教授將張大昌追記本、其弟子手抄本兩個本子互相對照進行�？崩宥�，形成了《輔行訣》的第一個校本，即中研打印本，其時間是1975年12月16日。而后于1988年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yī)籍考釋》一書，王雪苔以“特邀編寫”的身份根據(jù)甲乙兩個版本完成了《輔行訣》的《敦煌古醫(yī)籍考釋》本（簡稱《考釋》本)。20世紀90年代初，張大昌弟子們把張大昌的部分藏書和臨床經(jīng)驗匯總合集而成《經(jīng)法述義》，其中收錄了《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即所說“經(jīng)法述義”本。1991年，為了進一步考察敦煌卷子本的發(fā)現(xiàn)經(jīng)過及其特征情況，中研院王淑民和陶廣正兩位教授赴河北威縣走訪了張大昌先生。而后形成了《敦煌醫(yī)藥文獻輯校》本的《輔行訣》（1998年)，在王淑民1999年出版的《敦煌石窟秘藏醫(yī)方》一書中即有《輔行訣》的記載，其版本與《敦煌醫(yī)藥文獻輯�！繁鞠嗤榱诉M一步探索《傷寒論》的學術(shù)淵源，錢超塵教授也十分重視《輔行訣》的研究，在此后的10余年間，錢教授從同行或張大昌的弟子處陸續(xù)收集到其他6個版本，2007年6月還親自到河北威縣見到了張大昌的11位弟子，其中包括曾親睹《輔行訣》卷子原件的王子旭，獲得了很多關(guān)于《輔行訣》的珍貴資料。
版本的對比
1.三個重要的抄本
《考釋》本 《考釋》本是最早正式公開出版的《輔行訣》版本。其特點是：資料來源較為可靠，版本校注出自專家之筆。此處特引王雪苔教授在《敦煌古醫(yī)籍考釋》中對《考釋》本《輔行訣》資料來源的說明：“今存兩種抄本。甲本乃張大昌弟子之間轉(zhuǎn)抄者，保留原貌較多，但轉(zhuǎn)抄中偶有省略及按抄者理解妄加改動處；乙本乃張大昌追記而成，內(nèi)容較全，但難免有誤記之處�，F(xiàn)以甲本為底本，并據(jù)乙本補入缺文，凡補入文字均在其下加重點符號‘·’，不另作注�！倍跹┨淌诓粌H是中醫(yī)文獻方面的專家，且是親自走訪張大昌的第一人（曾先后于1975年年底和1976年年初兩次到河北威縣調(diào)查)。由此可見，《考釋》本具有嚴謹性和相當?shù)臋?quán)威性。此后十幾年間，關(guān)于《輔行訣》的研究也基本上都是以《考釋》本為基礎，這對于《輔行訣》研究的連續(xù)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所以我們?nèi)赃x擇《考釋》本為底本�！犊坚尅繁镜牟蛔阒幵谟�，它的形成僅限于張大昌的記憶本和其弟子傳抄的一種版本，資料單薄，使進一步深入研究相對困難。
范志良抄本 范志良，張大昌大弟子。其1965年抄本雖然不是從卷子本直接抄錄而來，但是比較接近卷子本。通過對照校對，它在內(nèi)容上和《考釋》本的差別不是很大，這也從一個側(cè)面證明了這個版本比較真實可靠。越早的版本保留原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把范志良的這一早期抄本作為主要校本是很有意義的。這一版本的最大價值在于，其中記載了金石藥，而這是《考釋》本中所沒有的。后據(jù)張大昌弟子回憶，張大昌在捐書時有意刪掉了金石藥的部分。就陶弘景的身份而言，金石藥常為道家所重視，從這個角度考慮，書中載有金石藥當在情理之中。對照中研打印本，其文章末尾處載有：“石青木、
石膽火、石硫磺土、?石金、淄
石水、
代赭石木、?石火（以下殘斷)�！庇纱丝芍趶埓蟛畛蹙璜I的版本中是有金石藥的。據(jù)此，筆者認為金石藥當為敦煌原卷子所有。
中研打印本 此打印本原系山西中醫(yī)藥研究院中醫(yī)文獻學家李茂如先生所存。李老先生生前對傷寒文獻研究頗有建樹，對《輔行訣》也十分重視。李老先生于2000年去世，其文獻資料交山西中醫(yī)研究院趙懷舟同志整理。趙懷舟畢業(yè)于
北京中醫(yī)藥大學，后拜錢超塵教授為師，當?shù)弥X教授正在做《輔行訣》相關(guān)的資料收集與研究，就于2005年2月將李茂如先生收藏的這份《輔行訣》中研打印本復印寄送予錢超塵教授。
之所以重視中研打印本，原因在于通過對該版本的仔細研讀，并與其他資料對照研究，此版本較為接近張大昌先生的背誦稿。王雪苔在《對〈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調(diào)查與校勘考釋》一文中清楚地介紹了中研打印本的由來，明確了中研打印本即為《輔行訣》的第一個校本。據(jù)此，我們把中研打印本作為旁校本。在王老的文章中提到了一個“王子旭”抄本，也就是“甲本”的原形，但是該抄本的原件已經(jīng)不知所在。這一版本的毀損對于《輔行訣》的研究是一重大損失。
2．其他版本
此外還有：衣之鏢抄本（1976年5月)；劉世忠抄本（1979年12月)；王云廷抄本（時間不詳)；《經(jīng)法述義》本（1995年)；孫伯果抄本（1976年)；《敦煌醫(yī)藥文獻輯�！繁荆灿�6個不同的版本。這些版本多是張大昌之弟子抄錄或輾轉(zhuǎn)傳抄而成�！督�(jīng)法述義》中記載：“張大昌從其父張阿翮手中傳得此書，從十三歲開始詠誦此卷，記憶純熟，銘記于心。及后臨床亦多取此書方論而獲良效，遂將此書教授弟子，相與傳抄。”據(jù)悉，張大昌共有弟子十余名，每個人手上基本都有一部抄本。據(jù)張大昌的弟子衣之鏢講，諸抄本大體是兩類，即有“更補”等字樣的版本和無“更補”字樣的版本。
衣之鏢抄本 衣之鏢，張大昌弟子，河北省威縣中醫(yī)院醫(yī)師。他在得知錢超塵教授在做有關(guān)《輔行訣》的研究后，于2005年1月將所存之抄本復印寄予錢先生。他在信中說，其抄本抄錄于1976年，《考釋》出版后亦未調(diào)整過。但是對于正文中“原本治”、“又”、“另補文”、“更文”、“補文”、“原補文”等的解釋不甚清楚。關(guān)于這個問題，張大昌的另一個弟子劉德興在給錢教授的信中有明確的說明。劉德興在信中說：“關(guān)于重整稿中，衣抄本是按我的抄本所抄錄的�！蓖瑫r他還詳細說明了該本中“原本治”、“又”、“補文”、“另補文”、“更文”、“更補文”字樣的來源。他在信中寫道：“首先聲明，以上這些字樣不是先師親筆所加，也不是《法要》原卷所有，更不是前人及諸抄本所加寫的，而是我在重整先師的三個抄本時，自己所加寫的。但其條文、文字是原抄本所有，不是我所加的。”他說：“我在75年以前共有三個抄本，在75年得到先師最后一個抄本時與前二個抄本（1965年、1972年)校對時發(fā)現(xiàn)主治條文、方藥、劑量、加減例等各有不同之處，參考、查對、學習起來很不方便，又為保持原貌，不敢妄加改正和補充。凡是三個本子的證治條文都相同的，就原文抄錄。第一個本子主治條文與此不同之處，就加用了‘原本治’或‘補文’或‘更文’加以區(qū)別開來。這樣便形成了三個本子合而為一的《合訂本》，也就是重整稿中所謂的衣抄本�！钡沁z憾的是他說：“至于其原底本未加保存，已不知去向。于1993～1995年，我們眾弟子整理《經(jīng)法述義》時，又按合訂本、衣抄本、范別抄本、王抄本、劉抄本等進行互參重整載于《述義》中，自《述義》出版后，我以前的這個合訂本未加注意保存而佚失�！�
將衣抄本和《考釋》本校讀發(fā)現(xiàn)，確實存在很多的“補文”、“更文”，還有一些衣之鏢所注的說明，很難說是一個接近原貌的本子。但是其中也記載了“金石藥”的有關(guān)內(nèi)容，所以在此方面的研究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另外，從衣、劉二人對“更補文”的來源解釋來看，劉德興所述當可信賴，對于該抄本的成稿時間1976年，沒有異議。衣之鏢在信中明確指出《考釋》本未參考過該抄本，這也正是該抄本的價值所在，或可以補《考釋》本之不足。所以我們把衣之鏢抄本作為研究的參考版本。
劉世忠抄本 劉世忠，河北省廣宗縣北塘町公社醫(yī)院醫(yī)生，其人非張大昌弟子，與張大昌弟子王云廷相熟。劉世忠從某病人手中得到《輔行訣》傳抄本，因王云廷善書法，故請王云廷為其抄錄。從內(nèi)容上看該抄本為節(jié)錄本，非全本。該抄本可以作為一種拾遺補缺的參考。但終因其來源不詳且并不完整，所以不做為主要依據(jù)。
王云廷抄本 王云廷，河北省廣宗縣北塘町村人，張大昌弟子之一。此抄本是按照中研打印本抄錄而成。經(jīng)與中研打印本校讀，內(nèi)容基本相同，僅在該抄本的最后有這樣一句話：“此本是中央醫(yī)學院校校定者，為余誦出。文多錯謬，讀而細察可也�！庇纱丝梢姡顺緩埓蟛救嗽喿x過，而其內(nèi)容當與張氏誦記稿相近。此版本作為打印本的重要參考資料，同時也印證了打印本的價值。
《經(jīng)法述義》本 《經(jīng)法述義》是河北省威縣名老中醫(yī)張大昌的弟子們?yōu)槠潼c校整理的醫(yī)學專輯。其中附有《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經(jīng)法述義》本的特點是，它是在張大昌弟子所保存的多個抄本的基礎上匯總而成。后人的改動增補較多，對于這一版本的使用應仔細甄別。2007年6月10、11日兩天，錢超塵教授赴廣宗縣訪書時，見到張大昌所有的弟子。座談中議定撰寫一部包括所有傳抄本的《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由錢超塵、范志良、趙懷舟任主編（該書即將由學苑出版社出版)。當談到《經(jīng)法述義》時，諸弟子均認為《傳承集》里不要收錄其所附的《輔行訣》，因為失真之處太多。
《敦煌醫(yī)藥文獻輯�！繁� 《敦煌醫(yī)藥文獻輯�！烦霭嬗�1998年。在其書中《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題解中提到：“本釋文主據(jù)張大昌先生提供的三種抄本參校而成。”“特別是在第二次訪問時作了較詳細的調(diào)查記錄和錄音，在此過程中又獲見了張氏傳人的另外兩種抄本（簡稱乙本、丙本)，為進一步校勘次數(shù)原文提供了重要參考�！边@里的第二次訪問指的是1991年王淑民、陶廣正赴河北威縣的走訪。其所稱乙本、丙本并未說明明確來源，錄音今存，但已模糊不清。該版本從內(nèi)容上來說，與《考釋本》相距不遠，只是在載方上多了大小鉤陳、大小?蛇4首。經(jīng)多方考證，該4首方劑不是原卷子所有，乃張大昌增補。
孫伯果抄本 此抄本為河北威縣孫家陵村孫伯果醫(yī)師于1976年抄錄，也是《輔行訣》較早的抄本。 該抄本的重要意義在于兩點：一、孫伯果抄本的名稱為《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而不同于之前版本的《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從該書的內(nèi)容來看，這個名稱更為恰當，因為書中沒有涉及到“六腑”。錢教授在2007年6月走訪張大昌弟子之時，王子旭、范志良、
姜宗瑞均稱卷子原名為《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二、該抄本中亦載金石藥，以表格形式出之且多注語。對于《輔行訣》所載金石藥的研究十分有意義。
版本對比研究的意義
1.掌握了豐富的文獻資料
從張大昌獻書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對于《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認識還是比較統(tǒng)一的�！遁o行訣》可能不是陶弘景親撰，但是其書絕不是近代或今人之偽作，作為記載了大量古經(jīng)方的古籍傳抄本，尤其是從一側(cè)面證明了《傷寒論》與《湯液經(jīng)法》之學術(shù)淵源，對于古醫(yī)方和《傷寒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價值。通過對其現(xiàn)存版本的收集整理使我們掌握了豐富的文獻資料，更能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盡可能地接近文獻的原貌，以利于開展更深入的研究。
2.明確了《輔行訣》文獻研究的重點
通過版本的對比研究，《輔行訣》文獻研究的重點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文獻的原題目應是《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二、敦煌原卷子是否存在金石藥。三、它所體現(xiàn)的辨證用藥精髓。在這幾個問題解決的基礎上，對于《輔行訣》所反映的《湯液經(jīng)法》的辨證治療思維，組方用藥規(guī)律，以及《傷寒論》的學術(shù)淵源研究才更準確、更有意義。即將出版的《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盡收張大昌弟子的所有傳抄本。王雪苔、范志良、衣之鏢、王子旭、劉德興、孫伯果等均撰文說明他們的抄錄本的原委。該書的出版，對于《輔行訣》的研究將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