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現代中國的抑郁、神經衰弱和病痛》,(美)凱博文著,郭金華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8年3月版,32.00元。
作者：吳飛 □
北京大學副教授，北京
品味普通中國人生活
正當社會文化人類學日益迷失在后現代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的漩渦中的二十世紀末期，醫(yī)學人類學卻異軍突起，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之所以能夠突破它作為分支人類學的地位，形成現在這樣的規(guī)模和魅力，決定性的轉折點就是凱博文（ArthurKleinman)教授的這本《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以下簡稱《根源》)，而這本書碰巧又是對中國問題的研究。
凱博文教授年輕的時候，沒有選擇到越南戰(zhàn)場上去當軍醫(yī)，而是去了臺灣研究中國。隨著對中國文化越來越濃的興趣，他寫出了第一本著作《文化語境中的病人與醫(yī)生》（以下簡稱《語境》)，提出了醫(yī)學人類學的很多重要概念，成為當代醫(yī)學人類學的奠基之作。
就在第一本書尚未付梓的時候，他欣喜地得知，中國大陸準備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他終于能夠進入中國文化的腹地研究中國了。于是，他和夫人凱博藝（JoanKleinman)來到了湖南長沙，成為改革開放后最早來到中國大陸的美國社會科學家之一。
不過，他踏上湖南土地的時候，看到的已經不再是臺灣社會那些中醫(yī)診所、巫師乩童，而是“文革”結束之后的滿目瘡痍和一個個在抑郁中渴望新生活的中國人。凱博文決定把他面前的這些神經衰弱患者當做新的研究對象，把“社會苦難”（socialsuffering)當做他追問的主題。于是，他不再走訪中醫(yī)和道觀，而是靜靜地坐在醫(yī)院的診室里，與一個個來訪的病人聊天，在完成一個醫(yī)生的神圣職責的同時，也以人類學家的身份品味著這些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故事。
看到中國人的“社會苦難”
《根源》這本很薄的書堪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典范。整個研究結構極為清晰，所要回答的問題非常具體和明確，即：中國的神經衰弱是不是就是
抑郁癥。不過，此書的意義絕不僅僅在于他為中國醫(yī)學界澄清了這個具體的醫(yī)學問題而已，而是有著極為深邃的人文關懷。
凱博文教授是醫(yī)學博士，在人類學專業(yè)只有一個碩士學位。但他的人文修養(yǎng)遠非很多文科專業(yè)博士能比。這本著作中始終貫穿著現象學家和哲學人類學家普萊斯納的巨大影響：“人之為人的本質特征正是身體體驗的可以調節(jié)的本質；身體過程是通過我們把它們理解為我們生活中富有含義的事件和關系而被調節(jié)的；那種理解變成了病痛本身的身體過程的組成部分。”他在此書中提出“軀體化”（somatization)這一核心概念的時候，所關心的問題已經遠遠超過了《語境》中的文化體系，而觸及到了文化人類學久已遺忘的人類學根本問題：人性是什么。
對凱博文而言，人性不是空洞的哲學說教和冥想，而是體現在人們對自己的身體體驗的反應、塑造和賦義當中，或者用他近幾年喜歡的概念，就是“道德體驗”（moralexperience)。因此，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經歷，都可能進入他對具體病痛的理解中，這種理解往往未必是言詞式的，而反映在軀體的表現當中。當一個人無法用言詞回憶自己經歷過的某次災難，甚至頭腦未必還記得清楚的時候，那件事的痕跡卻可能深深地烙在他的軀體上，形成身體的某種習慣或疾病。他的軀體仍然在記憶。因此，剛剛經歷過“文革”的那些病人未必會向醫(yī)生訴說“文革”中的種種不公，甚至未必記得他的每次遭遇，但他的疾病卻會呈現出他在過去十多年中的日常生活。當醫(yī)生簡單地把這當成神經衰弱的時候，那沉甸甸的記憶，可能就在他們的處方箋下滑過了。
不過，凱博文的醫(yī)學人類學并不是對普萊斯納的哲學人類學的簡單應用。作為社會人類學家，凱博文的視野中始終存在社會理論中的固有前提：社會的在場。因此，他在描述和分析那些病人的個體創(chuàng)痛的時候，始終不會僅僅把他們當做互不相干的個體。在那個簡陋的診室里，當他面對那些操著湖南口音的病人的時候，凱博文試圖看到中國人的“社會苦難”，而不只是傾聽那些個體的呢喃。而作為一個嚴肅的社會科學家，哪怕就在“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凱博文都沒有像很多西方人那樣，將中國社會中個體的苦痛簡單當做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控訴書。他清楚地知道，社會中的權力結構都是復雜的，任何個體和社會的災難也都是微妙的，更何況一個正在走向現代化的偉大文明。中國所出現的問題，并不只是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問題，而可能反映了整個現代社會的普遍問題。
正像凱博文不斷強調的，身心的苦痛一定都包含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不僅那些無法預測的突發(fā)事件和疾病是不確定的，哪怕是能預測的疾病也是不確定的，因為“體驗”是不確定的。一個愛
感冒的人可能很早就知道，今年冬天必然感冒；一個容易過敏的人也可能早就知道，花開時節(jié)必然過敏。但在疾病真的來臨之后，身體的種種痛苦都是嶄新的、敏銳的、需要承擔的不確定性。同樣，哪怕明知親人即將去世，等到噩耗真的來臨，他的悲傷都是不確定的襲擊。
個人身心的不確定性當然未必都是社會原因導致的。我們不能幼稚地認為，自己的一場感冒、任何親人的去世、任何一場災難都要有一個社會原因來負責。災難可能完全來自命運�！吧鐣嚯y”概念的意義不在這個地方，而是在于，當現代社會日益理性化的時候，苦難就越來越變成社會事件。各種現代制度在把越來越多的問題納入自己的管理范圍，把越來越多的陌生人集合到同一個抽象社會之中，即使社會機器變得空前復雜，也使生活的風險變得越來越大。就如同越來越復雜的電腦，必然會面臨越來越可怕的病毒。古代的一場地震，會被當做一種災異，皇帝也許會反躬罪己，更加敬天愛民，最多也就救濟一下災民而已�，F代社會的一場地震，卻充滿了社會意義，從預防、報道、救援，到哀悼，都成了全社會的事。個人的苦難，變成了社會的，而社會的穩(wěn)定與否，也可能取決于某些個體的苦難。因此，對凱博文筆下的那些病人而言，“文革”并不只是一個影響巨大的生活事件，而是持續(xù)了十年的一種社會性的生活狀態(tài)。
在道德體驗中成就尊嚴
建立在這個關懷之上的醫(yī)學人類學，也就不再只是對醫(yī)學體系的文化研究，而成為對現代人生存處境的一種追問。由于現代醫(yī)學的日益專業(yè)化，這種追問往往會基于對某種疾病或醫(yī)學制度的研究，比如保羅·法默對
艾滋病的研究，保羅·拉賓諾對生物技術的研究。但很多醫(yī)學人類學家的視角已經超出了狹義的醫(yī)學研究，比如南�！ど徵�-胡芙對巴西兒童死亡的研究，維依娜·達斯對印度暴亂和毒氣泄漏的研究。不論醫(yī)學人類學家的研究對象是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醫(yī)學問題，他們最關心的都是，在充滿風險的現代社會，人如何理解自身的生活。
以現代醫(yī)學制度為代表的整個現代治理術，在趨向嚴格的理性和專業(yè)化的同時，也在制造出越來越多的風險和災難。有大規(guī)模的化學工業(yè)生產，也會產生毒氣泄漏的可能；有全民化的社會動員，也有制造全民族不公的可能；將整個民族國家的福祉擔當在自己肩上的現代政府，甚至也必須面對毫無緣由的自然災害。這些問題的出現，是現代社會的共同特征，很難有哪個國家能完全幸免。使一個國家區(qū)別于其他國家的，主要不是能否防止這些災難，而是能否成功地處理災難，甚至不只是以現代技術減少這些災難所帶來的危害，而且要積極地提升人民的幸福。
走出史無前例的“文革”的中國人，并沒有免于集體災難；相反，我們身邊發(fā)生著越來越多史無前例的事件。面對“文革”災難的凱博文，也沒有簡單地以此否定現代中國的歷史，反而在災難中看到了她的力量。時至今日，凱博文教授正在與疾病纏身的凱博藝相濡以沫，而中國，也再次承受著一個史無前例。大洋兩岸遙遙相對，都在各自的道德體驗中成就著自己的尊嚴。
（本文作者曾在哈fo大學跟隨凱博文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著有《自殺與美好生活》、《自殺作為中國問題》等。)
－－－－－－－－－－－●背景
社會限制成為疾病根源
作者：羅豫
作為在人類學和醫(yī)學學科交叉領域貢獻最大的學者，凱博文在精神病與社會文化關系方面著述頗豐。他對中國的深入關注也是他重要的學術特色。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的重量》今年年初譯介到中國時，開闊的眼界和強烈的道德感就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凱博文就在湖南醫(yī)學院進行了長期的精神病研究和調查，重點關注了精神疾病和工作、家庭、社會問題之間的關系。在凱博文看來，與充斥暴力、販毒和酗酒等問題的西方社會不同，“中國社會的主要社會問題都是由于嚴密的和廣泛擴散的社會控制系統(tǒng)造成的，這個系統(tǒng)嚴重限制了個體權利”。凱博文在八十年代調查的病人中，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限制常常成為他們的疾病根源：由于階級成分不好而遇到的嚴重失意和挫折，由于工作單位對個人生活的全面管制導致事業(yè)理想無法實現、隱私遭到侵犯……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的精神問題，與文化大革命有著直接關系。
同時，中國文化中對集體和責任的強調、“家丑不外揚”的心理和對精神疾病的鄙夷，讓當時的不少病人不愿意承認所謂的“精神問題”，使得精神困境以身體疾病的方式暴發(fā)出來，而“神經衰弱”等概念成了方便的標簽。凱博文指出，中國文化對神經衰弱自有其與醫(yī)學事實無關的觀念———“受神經衰弱影響的個體過于虛弱和疲憊，因為他們的神經功能太虛弱，以至于無法履行正常家庭、學校、政治或工作活動”。
凱博文進一步指出，“中國人的文化取向，無論是傳統(tǒng)的還是當代的，滲透著神經衰弱的病痛體驗”，“神經衰弱是中國文化的一種象征形式”。凱博文給出的原因（中國文化中對人際關系的強調、對家庭關系的重視、對食療的強烈關注等)或有商榷余地，但這一觀點足以成為醫(yī)學人類學領域相當吸引人的命題。
凱博文的研究距今已二十多年。“文革”曾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精神創(chuàng)傷已成為不爭的歷史事實。但正如凱博文在分析“文革”創(chuàng)傷案例時所言：“中國似乎已經把這‘失落的一代’抹掉了，轉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新一代的學生上，期望他們在教育和精神上更好地做好準備，最大限度地利用目前勇敢地強調技術和經濟增長的政策偏向。”
“失落的一代”帶著他們精神和身體上難言的隱痛漸漸退出歷史舞臺。凱博文所說的那一代學生，如今漸次走入社會，其中不少已經獲得了可觀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但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仍不容樂觀。中國的
精神病學領域，也亟待有人像凱博文這樣，溝通醫(yī)學和人類學，為當前一代的精神問題提供一個融合社會、文化因素的解釋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