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yǎng)正私塾:熊先生農(nóng)民日報特約文章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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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春錦   10-31 23:07:38 孔子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币馑际钦f，君子把道義看得最重要，作為君子如果只有勇敢而沒有道義，就會作亂；小人只有勇敢而沒有道義，就會成為盜賊。為亂，為盜，都因一己私利而拋棄了義。不重視道德教育，失去道義的感召、引領，人們要么一蹶不振，要么鋌而走險，“窮倒志，富癲狂”、“富貴險中求”等現(xiàn)象就會出現(xiàn)。而當?shù)?/a>德昌明的時候，人們修德向善，真誠果敢，義無返顧地追求超越物質(zhì)的精神境界，則會出現(xiàn)“饑寒生道義，富貴生慈善”的現(xiàn)象，在這兩種現(xiàn)象的反差中，折射出“道義”二字。
　　“道義”是什么？它集中體現(xiàn)在五個方面：崇孝義，重情義，講信義，謀公義，明大義。在家庭中孝敬長輩，加了個“義”字，表明這種孝敬發(fā)自內(nèi)心，是晚輩贍養(yǎng)的責任也是感恩的真情。朋友間重感情，有情更有義，“風雨故人來”，歷經(jīng)風風雨雨的考驗，真摯長久的友誼如醇酒香濃。生活和事業(yè)中講求誠信，重視信義，承諾勝于生命。當義和利相沖突的時候，“道義”精神提倡以義取利，義利并舉，在道德規(guī)范和集體有益的前提下謀取屬于個體的利益，取利的手段正當合法，得利的過程公平正義，獲利的效應自利又利他，在利自己的時候兼顧他人，輔佐大家。在集體、國家和民族危亡的關頭，可以舍生取義，義無返顧，義被升華為崇高的氣節(jié)，如林則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中的兩句詩：“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意思說，假如對國家有利，我可以把生死交給國家，怎么能因個人利益而避禍趨福呢？
　　道義是道德治世的精神風貌，歷來為人頌揚，它最能夠激發(fā)人們的道德懷念和向往，并在這種“道義”的激勵下，舍棄個人的利益訴求，以天下人的共同利益為追求，越是在歷史沉重和民生艱難的時刻，越是涌現(xiàn)一批以生命演繹“道義”的民族脊梁，這正是我們傳統(tǒng)文化中閃光而感人的人格魅力。
　　上古時期，堯帝、舜帝、禹帝禪讓帝位成為美談，義風流長，直到商朝都還有推位讓國的遺風，商朝時的伯夷和叔齊兄弟倆就曾經(jīng)為謙讓帝位而遠走他鄉(xiāng)。今天的人可能無法理喻：天下最為尊貴的就是王位，歷史上眼花繚亂的宮廷斗爭也好，群雄逐鹿也罷，為的就是要登上那把“龍椅”。明爭暗搶都來不及，為何要讓給別人呢？老子在《德道經(jīng)》中說得好，“天下神器也，非可為者也”。他認為，統(tǒng)領天下的權利是神圣的，不是依人為的力量就可以強行占有的。古人崇尚以德治國，認為“德配天地”（道德高尚盛大，可與天地匹配)的人才可以擔當仁愛和救助天下的責任。有德的人順從民心民意，視尊貴和榮譽為其終生效命、造福民眾的職責，當他感覺自己的德不足以治理天下的時候，要么讓位于有德的賢才，要么真心推辭而絕不貪戀，體現(xiàn)了為義而辭、天下為公的磊落襟懷。
　　老子說：“馳騁田獵，使人心發(fā)狂；難得之貨，使人之行妨”。其意是：把天下視為難得的私有財產(chǎn)，奔走獵取，人們就會私心發(fā)作，猖狂地撈取名利和地位，富貴成為道德言行的妨礙，機謀奸巧反成為盜取天下的幫兇。所以老子又規(guī)勸：“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意思說，如果把天下當作公眾共享的福利，人們都在道義的規(guī)范下創(chuàng)造、維護、分享文明的成果，取之有道，民眾就不會成為盜賊了。天下為公并不拒絕合理的個人所有，老子認為天下為公的基礎是“少私而寡欲”，人們的個體私利在公共利益中所占比例要自覺減少，個人私心在大眾需求前要適當弱化，在集體利益的實現(xiàn)中獲取個人榮譽、實踐相應責任。如這樣，“公”的價值就可以樹立起來，“私”的獲得也得到大家的認可。老子還認為，道義的宗旨是“圣人恒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意思說，作為王者或圣人，他應是公義的實踐者和守護者，他永遠沒有自己的私心，心里時刻裝著百姓的需求，盡力把社會財富調(diào)節(jié)在一個相對均衡的尺度內(nèi)，民眾的幸福指數(shù)就會在和諧中呈現(xiàn)。
　　中華傳統(tǒng)文化迥異于其他文化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修之身”（即通過修養(yǎng)心身而感悟自然規(guī)律)。收，則把天下視做身體；放，則把身體等同為國家和天下，天下與個人由于道義的貫通沒有差別。所以道義的精神更多地體現(xiàn)了勇于承擔天下的責任，勇于舍棄自我、成就他人的果敢�？梢姡�惟有道義的莊嚴承諾，才有利益的眾望所歸。《三國演義》中通篇激揚著義氣。在“長坂坡”一戰(zhàn)中，劉備帶著十多萬民眾從當陽趕往江陵，曹操數(shù)十萬大軍在后面追趕，大隊人馬每天只能走十多里，有人勸劉備丟下民眾先走，劉備卻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要成就大事必須以人為本，現(xiàn)在百姓投奔我，我怎么忍心丟下他們先走呢？)正因為劉備的寬厚仁義不棄民眾，才會有后來的三分天下得其一的局面。
　　利，它是一把雙面刃，讓利于大眾，讓大家受益，那叫“利益”；輕義重利，片面地向大眾奪利，無義的爭奪就叫“利害”了。古羅馬建國之后，時代精英們放棄了“愛國、健康、純樸、高尚、美德、榮譽”的道義，放棄了責任，“富人的眼睛只盯著黃金，他們由于生活奢侈，猶如發(fā)了霉的口袋已經(jīng)腐朽了，裝不進智慧、坦率和忠誠”，“在一片安居樂業(yè)的景象中觀察到暗藏著的衰敗腐化因素……人的頭腦都降到了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漸次熄滅，甚至連尚武精神也煙消云散了……”（琉善《冥間對話》)。羅馬統(tǒng)治者再沒有力量引導公民，帝國不僅失去了創(chuàng)新動力，摧毀了賴以進步的精神，而且也預示著文明的衰弱。
　　中華文明是善于“海納百川”的道德文明，具備高度自省精神和自我修復的強大功能。市場經(jīng)濟呼喚道義，亟須為惟利是圖的“拜金主義”糾偏，為無序內(nèi)耗的“競爭法則”解套。今天，在全社會倡導道義精神，可以約束和規(guī)范各團體、階層、個人的利益實現(xiàn)，調(diào)節(jié)利益實現(xiàn)過程的落差，撫平利益競爭的創(chuàng)傷，為社會物質(zhì)、精神財富的普遍分享提供和諧的精神動力。